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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课题组针对北京市中小学青年教师群体的调查报告后，首都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首先注意到“近六成的受访教师表示压力大，其中43.8%表示‘压力较大’，13.1%表示‘压力非常大’”这组数据。
“我们不能笼统地谈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压力。”王建平教授说，如果没有把青年教师内心的压力清晰化，找到压力的真正根源，既不利于化解他们的压力，同时也不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
王建平指出，现在年轻教师普遍都觉得“累”、“压力大”，这其实跟社会整体的生存环境相关，也跟教育和文化的生态有关。
压力首先来自于没有准确参照系的比较。
王建平教授指出，青年教师这种“累”和“压力山大”并不是一个客观比较的结果，如果进行纵向比较，现在教师仅从工作强度上看并不比以前教师更大。现在教师的工作量化程度更高，而以前教师经常做的家访、课后辅导都是很难计入工作量的。如果进行横向比较，青年教师也并不是在跟自己行业的标准比较，而是跟身边的金融行业和资本行业比。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经济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显学，形成了单一的价值取向，“必须对青年教师进行正确的引导。”王建平教授说。
其实，现在青年教师的压力绝不仅仅来自工作。现在哪个学校门口每天不都围着送快递的，“这无形中就在给青年教师带来焦虑！”王建平教授说。
随着新技术的普及，教师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假设过去的教师和现在的教师在工作量上没有差别，以前的教师上完课后会安静地在办公室完成剩下的工作，他们的内心是平静的。而现在的教师下了课后要用电脑或者手机上网。“他们的时间、精力被这些分流了很多。”
虽然，互联网也有沟通功能，“但是，这种虚拟的沟通不真正具有排解压力的功能，”王建平教授说，因为极丰富的信息反而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困扰和焦虑，而过去的教师因为没有互联网，他们会有更多的人际间的交流和沟通，“工作上的一点儿不顺心，课间跟同事聊聊可能就过去了。”
很多青年教师的压力并不完全来自工作，“但是工作属于公共空间，人们很容易把公共空间作为自己转移压力的空间，”王建平教授说，“人们更愿意拿公共空间说事儿。”
另外，这些30岁上下的青年教师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并且成长在比较富裕的改革开放年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承受太大的压力，因此缺少化解和缓解压力的能力。
当他们踏上社会、真正开始承受真实的压力时，会因为缺乏应对的本领而在内心放大这些压力。
因此，面对青年教师的压力，社会舆论不能一哄而上，这样既不利于他们找到自己压力的根源，而且会增加他们的焦虑。
“所以，在制度建设过程中要清晰地划分出教师应该承担的公共职责，”王建平说，以便青年教师更好地厘清职责与付出之间的关系，不盲目地夸大自己的压力。
本报记者 樊未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