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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1年前，还在河北农业大学读书的51名正定籍大学生，便成为本报报道的新闻人物。
1984年3月13日，中国青年报在2版头条位置以《县领导关怀负笈者 大学生不忘故乡情——中共正定县委书记与本县籍大学生的通信》为题，报道了这51名大学生与家乡县委主要领导通信的新闻。
1983年12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信中告诉他们：“农村迫切需要农大学生，农大学生同样也离不开农村。”
他们在回信中表示：“我们一定用优异的成绩和模范的行动，对正定县各级领导和全县人民的期待，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之后，作为河北农大1984届至1987届大学生，他们陆续毕业，其中有26人回到正定——如同田野结出果实，重又化作种子播向大地。
他们每个人的职业轨迹各不相同：有的成为国家级首席专家，有的做了农民信赖的庄稼医生，还有的在基层中学一干多年……
30年后，在基层“土生土长”的他们，依旧“土气”难脱。
腕 儿
李润需被同事公认为业内的“腕儿”，这不仅因为她的名字经常同一连串专业技术头衔一起出现，在年轻同事看来，她的厉害之处更在于：从基层上报的浩如烟海的数字中，她总能一眼就看出隐藏其间的“猫儿腻”。
比如，李润需知道韭菜灰霉病是种温室病害，不应发生在8月；比如，她深知专门祸害茄子的茶黄螨只有在显微镜下才会“现形”，因而只能统计“被害率”，不可能得出“百株多少头”的数字……这是一位在基层历练过的“腕儿”。
但上世纪80年代，作为正定县农业局恢复高考后分配来的首个植保专业本科生，她到基层工作，可谓颇多曲折。
李润需先被分到石家庄地区，地区植保站挑选了几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儿，她则被分回正定县植保站；县植保站的老站长，见到她这个新分来的女大学生，也只勉强撂下一句话：先试用一个月吧。
当时，在很多农村出身的老技术员眼中，父母均是教师的李润需是个不折不扣的“娇小姐”——皮肤白皙的她身高足有1米7，但体重就90来斤。
就在被质疑中，这个长着两条大长腿的姑娘，走村串社干起了农业技术员。因为下乡需要，父亲给她买了辆龙凤牌“二六”自行车，植保站则给她发了块塑料布。
谁知头一回下乡做植保调查，李润需就一个人被“扔”到了村里——生平第一次骑40里自行车，累得实在骑不回县城的她，只得狼狈地在老乡家借宿一晚。
至于植保站为啥发块塑料布，等她到田间地头监控病虫害时，自己就找到了答案：往腰里一围，遮住大长腿，免得露水把裤子打湿；有时雨水也会不期而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将塑料布顶到头上，还能应应急。
一个月试用期很快就到了，没人再提“娇小姐”的事。
往返80里路，对李润需来说不再是什么难事。有时到紧邻正定的石家庄市区开会，她还会骑上丈夫的“二八”加重自行车——开完会顺道把发的农药、种子带回来。
1991年，李润需离开正定也正是因为石家庄市植保站急需了解基层的技术员。2000年，曾被质疑干不了“植保”的她更是当上了石家庄市植保站站长。
在正定县农业技术领域一干30年的仝建伟，是比李润需晚一届的校友。科研院所“下来的”大专家给农民授课，他这个正定首席小麦专家也没少陪同。
土壤、植保、栽培技术、肥料……大专家面对农民“连珠炮”似的提问，有时都难以招架，仝建伟这个正定县“首席”则透着自信。“不敢说100%能解决农民提出的问题，也就解决个95%吧。”在他看来，“在某一领域，专家肯定研究得深，但我们的特长在‘杂’。”
常有人请仝建伟帮忙向农民推荐小麦良种，他只要拿眼瞄一下，就能知道在正定能不能推广。
“这个品种每个穗40来个粒儿，一亩地有30来万个穗儿。”他随手拿起办公室角落里的一株干枯的麦秧便告诉记者，穗儿大，需要基温高，成熟晚，不适合正定，“我们正定的高产典型是每穗30来个粒儿，一亩地有50多万个穗儿。”
因为隔三差五就在县电视台为大家解疑释惑，仝建伟在街边吃小吃时，常会被邻桌的农民认出来。每当此时，他就会幸福感“爆棚”——因为在农民眼中，他绝对是让人信服的专家“大腕儿”。
官 儿
重访当年河北农大的这51名正定籍同学，不难发现：与“高产”各级首席专家形成较大反差的是，目前他们中“官儿”最大的仅有一位正厅级。
仕途发展，对这些当年奇缺的“天之骄子”，非不能也，实不求也。
李润需毕业时，曾拒绝出任南楼乡妇联主任；1984年毕业的仝建伟，也坚决不干新城铺乡的团委书记。
当时敢于对组织安排表达异议，并非对岗位“挑肥拣瘦”，目的绝对单纯：就想一心搞专业。这个理由，最终也得到了组织上的理解和支持。
1986年，同样学植保专业的王金凤，毕业一到正定县植保站，就参与研究课题“利用灰色理论模糊数学测报病虫害”。正干得热火朝天的她，1987年被调往南牛乡担任团委书记。
群团工作也需要人才来做，但对专业，王金凤依然感到不舍。
她将自己内心的困惑向植保站老领导倾吐，当时担任县人大代表的老领导，也为此向县人大反映，甚至还投书当地期刊《女子世界》为她呼吁。
这件事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波澜，甚至县委组织部门出面专门给王金凤做工作。
1990年，担任南牛乡主管农业的科技副乡长后，王金凤总算干回“专业”。那几年，她带领当地农民在全乡推广烟草种植。仅此一项收入，就占据了乡财政的半壁江山。如今，王金凤已是正定县农牧局纪检书记。
当年河北农大51名正定籍毕业生中回家乡工作的26人，目前在正定工作的大都和王金凤一样，在当地农业、林业、畜牧等各部门一线独当一面。
“当年基层太缺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了，特别是像我们这些经过基层历练的——想不当‘官儿’都难。”其中一位“一不留神”当了官儿的毕业生，笑着向记者自我解嘲。
1984年毕业后到正定县科委工作，从县里到区里，肖玉良30多年来可谓在基层一路“摸爬滚打”。这位石家庄市裕华区委宣传部部长，当年在基层工作时留下的“段子”，至今仍不时被同事提及。
有工作人员对上门做工作“挠头”，便对肖玉良强调：他家的狗咬我怎么办？他便头也不抬地“支招”：那就带上把铁锨！
而今，他们脸上的青涩早已褪去，当年基层历练给“为官”风格打上的烙印，却难抹去。
正定县委办公室主任祁立广是河北农大1985届园艺系毕业生，他认为自己8年乡镇工作练就的最大本事就是：接得住农民发出的信息。
当年闲谈中，一位农民看似无意的一句“这工作也没啥难干的”，让祁立广这位北早现乡党委书记为有名的“乱村”找到了合适当家人。
如今已是河北省农业厅总兽医师的冯雪领，每每谋划一项工作时，还会习惯性地问自己：这样的工作设计能在正定县畜牧局“落地”吗？更基层的乡镇畜牧站呢？
他笑称，这是1985年从河北农大毕业后，在正定畜牧局工作两年落下的“病根儿”。
范 儿
采访仝建伟时，这位正定县首席小麦专家不停地捋袖子看表。“有农民等着我下乡看麦子呢！”语气略带不满。见没有“放”他走的意思，内心着急的他便不时拽起裤管儿，露出一双蒙着厚厚尘土的黑皮鞋。
采访结束后，他一边锁着办公室的门，一边对记者解释：“我得快去传达室看看，捎过来的麦种可别被人拎走喽!”扔下记者，他一口气“咚咚咚”冲下楼去。
同行的正定县工作人员都被逗乐了——“这才是真正的专家‘范儿’。”
仝建伟的河北农大正定籍同学——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曹兵海，更是“牛人”一个。
在参观新疆一家大型屠宰场时，曹兵海曾指着一头刚被宰杀的牛对屠宰场老板断言：这头牛没喂好，去年两次该喂草料时都没给足。
老板不信，转身问养牛人。养牛人回答：前一年当地干旱，玉米都旱死了，的确缺草料。
迎着老板和同行者投来的敬佩目光，曹兵海微微一笑：牛身上能赚钱的有110块肉，哪个月草没吃好，相应的肉都会有反映。
作为我国肉牛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科学家，这位“牛人”曾到日本喝过十几年“洋墨水”，但和他的同门师兄一样，至今“土气”难脱。
2008年，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管理办公室要求每个体系上报本体系任务书，曹兵海专门为此写了一封公开信。
他在信中直接将“‘分子’技术等这些好听不好用，外行听了新鲜、官员爱听、农民不用的技术”称为“‘驴粪蛋子’技术”，而且公开表示：“我们肉牛体系在任务书上至少在这一界一律不在实验室内进行研究、只拿来实际应用，也就是进行实用性研究！”
他反对把“驴粪蛋子”技术写进任务的原因很简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就是要根据产业需求来搞研究。“如果农民或养殖场不用这些技术，说明产业目前还不需要，还不具备产业经济价值。”
这位“首席”还在信中“霸气”地写道：“肉牛体系不需要‘自娱自乐的技术’，而急需产业需要的实用技术。”
这封火力十足的公开信发出后，有人委婉地表示：话别说得太“实在”！而曹兵海只是报以“呵呵”。
1984年，家乡正定曾邀请还在读大四的曹兵海和同学利用暑假回县搞社会实践。在他印象中，当时年轻的县委书记在动员会上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就是把调研报告写得“实实在在”——不要写赞美的话，多写政府部门没掌握的情况和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而在此之前的1983年年底，这位县委书记在写给他们的信中，谈到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时曾表示：“很关键的一条就是靠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就是靠这些掌握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
32年已过，曹兵海和同学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那封手写书信的落款——“你们的同志习近平”。
本报记者 樊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