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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杨未感觉有点跟不上这个行业的变化速度了。
他念大学那年，新浪微博才刚刚开始运营，新媒体还只是几大门户网站的代指，app、转型、微信公号、H5，这些如今热门的名词都尚未出场。那时候，当记者看上去是一份可以奋斗终身的职业，而杨未也走了一条“传统”之路，先实习，最终留在一家业内知名媒体。
某种程度上，杨未如今过上的正是自己上学时想要的生活：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媒体，做一些坚硬无比、关乎公共利益的深度调查。可传统媒体的好日子结束的实在太快，如今和业内的朋友们吃饭，杨未发现大家聊的最多的是“转型”、“创业”，而不再是“选题”。
媒体变局时代，新闻人都在想些什么，又面临什么样的困惑？2014年前后，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课题组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及多家新闻机构，在北京70家报刊、广播电视、出版社等新闻出版机构开展了调研。
这次调研的对象是指年龄在16至35岁之间，与新闻媒体机构建立了人事或劳动关系者，包括记者、编辑、主持人、播音员等，不包括技术制作、专职摄像或摄影、后勤和行政人员等幕后工作人员。调研共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有效问卷1245份。
职业认同受冲击，超六成受访者想转型
作为全国媒体行业的中心，北京共有中央在京媒体、北京地方媒体、外地媒体在京机构、国外媒体在京机构及北京市出版单位等新闻媒体出版单位总计约4000家，占全国新闻媒体出版单位近五成。
调研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比例，推算北京市记者约有0.8万人，编辑约有3.6万人，播音主持约有0.1万人，总计约4.5万人。数据显示，北京新闻媒体从业青年群体文化程度较高，教育程度为本科的比例最大，占60.1%；其次为研究生，占35.5%。毕业院校以北京地区的高等院校为主，占58.7%，北京以外高等院校占比33.0%，有国外留学人员经历的比例不高，只占3.2%。从业青年大部分具有北京市户籍，占62.2%。
媒体人转型无疑是当下传媒界最热的话题，而团北京市委的调查则提供了更直观的数据支撑：报告显示，64.2%的受访者有职业转型的想法，其中36.6%的人想当大学教师。而只有19.6%的人想继续从事新闻媒体这个行业。报告分析认为，新技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生存空间造成冲击，从业青年面临职业挑战。
身处传媒业之中，杨未更是能切身体会到这股“转型”风：仅在上个月，他就有两位新闻圈的朋友辞职离开了纸媒，其中一位去做了公关，另一位则去了新媒体。
2013年毕业的杨未正赶上传统新闻业的萎缩和新媒体的崛起，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真的是进入了夕阳行业。毕业那年，学校里新闻学院的师弟师妹找实习还大多选择传统媒体，可今年，大多数人都去了腾讯、网易、搜狐等网络公司。
杨未总体上还是珍惜这份工作带给他的自由。他不需要坐班，可以自由安排采访时间，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很简单。
这也和这次调查的总体数据相符。调查中，受访者对职业稳定性满意程度较高，对工作的整体评价“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到65%。对社会地位满意程度“一般”以上超过84%，对职业声望满意程度“一般”以上超过87%。
今年年初的时候，杨未离开了原来的日报社，去了一家杂志做深度调查。他想换一个环境，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
杨未不是没想过离开，有前辈劝他，“这是一个赚钱的时代，不是一个做记者的时代”。可他既没想好自己离开新闻业能做什么，也始终对新闻业古老而光荣的传统念念不忘，觉得“新闻还没有做够”，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稿子，还不到彻底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
压力源自工作与收入
团市委的调查认为，新闻从业青年普遍感觉面临较强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是复合性的，但主要还是来自工作和经济两方面的压力。
数据显示，49.6%的人感到自己目前“压力较大”或“压力非常大”，认为“没有压力”或“压力很小”的仅占12.6%。其中，工作方面的压力占到39.7%，经济方面的压力占32%，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
调查显示，新闻媒体从业者从事的是高强度的、脑力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工作。工作8小时到10小时的占53.9%，超过10小时的占13%，在大多数媒体中超时加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上班加上往返通勤，超过50%的人每天要超过12个小时。
受访者中40.4%的人认为自己“比较健康”或“非常健康”，认为自己“一般健康”的占47.7%。“身心状态感觉比较疲惫”的占38.6%，“感觉很疲惫”的占7.7%。调查显示，新闻媒体从业青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奔波的工作性质使很多人无法拥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无法按时就餐，处于“亚健康”状态。
26岁的林远在一家全国媒体做突发调查类记者已经快3年了，每当接到选题，他总是会进入焦虑状态。虽然不用坐班，可一旦哪出了事儿，他总是被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刚刚工作的时候，他一度连续出了快一个月的差，熬夜写稿更是家常便饭。
工作久了，林远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瓶颈期，大多数题材对于记者来说都显得不那么新鲜，拿到线索，他一打眼就能看出大概最后的稿子会是什么样子。写稿好像只是为了填版，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失去做记者最重要的好奇心了。
经济上的压力也日益凸显了出来。前一段时间，趁着国家房地产政策的调整，林远抽空看了看北京五环边上的房子，可无论怎么算，自己的稿费好像跟买房都还有挺大的差距。
“干新闻就别想挣钱”，早在实习的时候，前辈就告诫过他新闻不是个挣钱的行当。那时候的林远还并不是很理解这句话，刚刚工作那会，因为写的拼命，税前过万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对于那时的林远来说，能做一份喜欢的工作，还有“这么高”的收入，他很满意。
可工作3年，林远发现自己的收入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实际上，在大多数媒体实行的底薪加稿费制度下，记者的收入缺少成长性。老记者写稿少，收入不如新记者是常有的事儿。
林远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物质的人，可他确实越来越在乎稿费和收入。这恰与团市委的调查结论相符，调查显示，有50.1%的人表示，当初进入新闻业，是为了实现新闻理想和推动社会进步，只有17.6%的人是为挣钱而选择从事新闻行业。
但同时，31.2%的人选择了不满意或是非常不满意自己的经济收入；问及“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时，有71.1%的青年新闻从业者表示是“薪酬”，35.3%选择改善新闻从业者的收入水平是最能促进中国新闻业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
不久之前，林远的朋友圈被一篇名为《普利策奖新晋得主，无钱付房租转行做公关！》的新闻刷了屏，他很喜欢这篇新闻结尾作者提出的问题，“那么，这究竟是新闻业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杨未 林远为化名）
本报记者 刘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