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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几百万元拍摄一部纪录片，讲述的是工人诗人的故事——这个听上去毫无“爆点”的项目，竟然得到了1300多人支持、众筹到了近22万元启动资金。今年6月，由作家吴晓波、诗人秦晓宇、纪录片制作团队“大象微纪录”共同发起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将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单元。
从2014年9月开机，一直到2015年2月，摄制组辗转十几个城市，有几百米深的煤矿，有庞大的钢铁工厂，有深山老林，有大都市深圳，还有大凉山的彝乡。《我的诗篇》制片人蔡庆增说：“不久前过去的‘五一’节，也许很少人能想起这是一个劳动节。片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是一线工人，养家糊口是他们最重要的一部分，写诗不是为了改善生活。”
5月23日～24日，纪录片中的主人公们，将作为第二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展演剧目，在“我的诗篇·草根诗会”上朗诵自己写的诗。这也是工人诗人第一次以集体形象登上剧院级的舞台。
这些工人的诗歌也许思想不够深刻，也许语言不够华美，但他们记录的是生产线上的喜怒哀乐。
吉克阿优：一边充鸭毛，一边喝啤酒，一边写诗
2002年，出生于四川大凉山的80后彝族小伙儿吉克阿优在念中专时，老师布置了一个题目《20年后的我》。吉克阿优写的诗获得了老师的表扬，从此迷上了诗歌，“一直写，写完一个笔记本就给老师看”。开始时，害羞的吉克阿优害怕别人看到，写完诗就跑到家门口的河边念，也不知这彝乡的山水是否听懂了他的诗。
走出了大山，吉克阿优现在是浙江嘉兴一家服装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在即将到来的盛夏时节，他的工作是往羽绒衣里充鸭毛，从每天早上7点半到晚上9点半，中午休息半个小时。
《我的诗篇》摄制组找到吉克阿优时，他并不相信，以为遇上了骗子。秦晓宇解释了半天，才让吉克阿优相信，真的有人愿意记录他们的故事。秦晓宇对他说：“我能骗你多少钱呢？”吉克阿优问：“那能不能把我回乡的车费报销了？”于是，摄制组才得以跟着他回到了大凉山的彝乡。
吉克阿优说：“我们县有18万人口，6万到8万人在外打工。土地没人种，一过完年，县里就空了。”2007年，吉克阿优外出打工，初出大山的他甚至不会说普通话，后来跟着《新闻联播》学习，才慢慢学会。
吉克阿优在流水线上从事着毫无诗意的重复工作，因为经常一边工作一边想着诗，老板觉得他影响整条流水线进度，就把他调到了充绒间——往羽绒衣里充鸭毛。吉克阿优笑着对记者说：“鸭毛比较臭，但习惯了就好。我现在觉得充绒间挺好的，没有人管。我还偷偷买来啤酒，一边喝啤酒，一边充鸭毛，一边写诗。”
吉克阿优念诗给工友听。在《迟到》一诗中，他写道：“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吉克阿优因为参加“我的诗篇”系列活动被推到了公众面前，嘉兴平湖林埭镇的宣传部和文化站的领导找到了吉克阿优，希望他能留在当地安安心心地写作。“他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有自知之明，就做一个图书管理员就好。只要能让我安下心来看书，工资啥的都没要求。”吉克阿优说。
老井：在最找不到诗意的矿井下写诗
当老井还名叫张克良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今后的人生，每天除了睡觉，会有一大半时间要在黑暗的矿井下度过。
张克良出生于1968年，初中毕业后中考失利，就开始了工人生涯，当过瓦工、搬过砖、挖过地基。1989年，为了一份有养老金的稳定工作，张克良来到安徽淮南的煤矿工作，开始了每天下井的生活。后来，“老井”就成了他的笔名。
老井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全社会都流行文学，全民都在看小说、读诗歌，老井也不例外。“最开始写诗和职业无关，仅仅停留在爱好阶段。到煤矿工作后，觉得煤矿工人特别辛苦，还不被理解。矿工找对象都不好找，被认为傻大黑粗。于是，写矿工题材的诗就渐渐多了起来。”
当他第一次在地下800米的深处小坐时，他悄悄地关上了头顶那盏闪着微光的矿灯。在黑暗中，他悲哀地发现自己鲜活的身躯，竟然和周围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都黯淡无光。从那一刻起，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要竭尽全力去创造一些光明的东西。
老井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煤矿矿井下，是最找不到诗意的地方。没有春夏秋冬，没有绿色鲜花，连女工都没有（《劳动法》规定，禁止女工从事矿山、井下劳动——记者注）。”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老井找到了诗意。
在《地心的蛙鸣》中，老井写道：“煤层中 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放下镐 仔细听 却没有任何动静/我捡起一块矸石 扔过去/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漆黑的地心 我一直在挖煤/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 深绿的鸣叫/几小时过后 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柳条。”
虽然已经在地下工作多年，但老井每天一下井，心底仍然充满了恐惧，就好像“黑暗的最深处有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球一直在偷窥着我”，它们是尖利的矸石（混入矿石的废岩石——记者注），还是阴险的一氧化碳？
老井经历过不下5次的矿难，幸好都只留了一点小伤。1995年6月，淮南矿务局谢一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老井当时正好路过。现场已经围起了警戒线，“救护车来回地开，担架上全是人”。那些遇难矿工家属只能在外等待消息，他们脸上的哀戚与焦灼，让老井不忍心多看。
老井想，应该为矿工写一些东西，于是有了这首《矿难遗址》：“……地心太黑，太封闭，兄弟们/不要在此悄然低泣了/把你们悲戚、潮湿的灵魂/这条条闷热、漆黑的闪电/都伏到我的肩上吧/把你们所有的怀念、悲愤、渴望/都装入我的体内吧/我愿做一口活的棺材，一座移动的坟墓/殓载上你们所有残存的梦/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地表……”
最近，因为参加“我的诗篇”相关活动，老井出镜率颇高，还到北京录制了一期《鲁豫有约》。有人说：“老井这下出名了，回来可就是作协、文联的工作随便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老井录完节目，仍然回到了矿上，仍然每天下井。
老井说：“写诗不可能带来物质收入，不可能给我安排工作，我也不追求这些。现在已经写了2000多首，除了工作就是写诗。写诗对我来说就像毒品，我是重度中毒。曾经戒过一两年，但茫然若失，感觉没有精神支柱。”
老井说：“矿工需要得到关注。两百年前，世界上没有大型煤矿，也许两百年后也没有。大型煤矿只在现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存在，我必须写出对得起它的作品。”
在老井的诗里，能够看到他对煤矿这种工业产物所带来沧海桑田的思考。他在《贝壳》一诗中写道：“淮河边，我捡起一只蚌壳/它苍老、斑驳、易碎/像捡起这只蚌壳的我/不远处，轰隆隆的撞击声传出，矿车蜂拥而上/它们是装满了沧海桑田的/另一种贝壳。”
田力：炼钢工人在工厂能找到心跳
“在上世纪80年代，写诗是一种时尚。年轻人都愿意写诗，如果还发表了，那了不得，姑娘们都会对你另眼相看。”出生于1962年的鞍钢工人田力回忆起那个诗歌的黄金时代，眼睛里依然有光。当21岁的田力第一次在鞍钢企业内部的报纸发表了诗歌，还获得了3块钱稿费时，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从此，他没有停止过写诗，33年了，“诗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有的作家去工厂体验生活，他只是客人，而我是工厂的主人。只有亲自参加了劳动，才能写出原汁原味的工人诗歌。”田力说，“其实工人诗歌不好写。农业有四季，工厂的机器轰鸣一年四季都一样。写一首行，经常写不行啊。但一个工厂有一个工厂的心跳，你写诗就得找这种心跳。”
田力找到了这种心跳。“工厂里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很多工人的喜怒哀乐。我看到一个工人用铁锹搅拌水泥，干到兴起，干脆把手套摘了，直接上手，水泥搅拌得又快又好。工人的心情很好，做了一个小鸟飞翔的动作。转身看到了我，就很不好意思。”田力说。
在《炼钢，炼钢》中，他写道：“工装下的面孔，是相似的/矿石去和矿石说话，而我们不必说话/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奇怪的动作/顶多，借助一声银亮的哨子/是窜舞的钢花使炉中的钢水得不到潜藏/我片刻的沉寂与你持久的匆忙/恰如一只蝉，转换声调时/突然出现的停顿/和宁静。”
田力上的是夜班，干一宿活，早晨下班。在冬天，他顶着漫天大雪下班回家，脑子里突然闪过几个好句子，就把自行车停在马路路口，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卡片赶紧写下来。身后，是催促他的汽车喇叭声和初升的太阳。
写完诗，田力喜欢读给身边的工友听。他们并不是诗评家，只会说这个写得有感觉，那个写得真臭，有啥说啥。但田力挺乐意：“诗歌虽然是文学殿堂里的艺术，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书斋里面，应该让更多人接受。工人下班的时候，手上戴着破手套，衣服上有黑色油泥，身上散发着机油味，但他们依然需要诗意的生活。”
田力说：“我的爷爷、父亲都曾是鞍钢工人。工友不是写在纸上的一个‘工’字和一个‘友’字，工友是拉着手连在一起的两个字，没当过工人，不会领悟这种依恋。工人做到60岁退休后，聊的都是工厂的事儿。”
田力的师傅平常在工厂总抱怨干活太累，但到了退休的那一天痛哭流涕。“他们一辈子都在这里啊。”田力说，“我认识一些退休的老工人，还会到劳保用品商店特意买一套工作服穿上。其实鞍钢的工作服样式并不好看，但他们就是爱穿。”
就像田力在《二月二十五日，下班途中》写的：“我多想像建国初期的/劳动模范们那样/从职工浴池出来/穿着人民装骑上‘国防’牌的脚闸自行车/脑袋里想着齿轮或者模具的革新难题/春风迎面吹来了/明天天亮我要第一个站在机器前/精力旺盛/等待着工友们的到来/等待着劳动竞赛中产生的爱情……五十几年后/我下班途经一片楼群/见到两个耄耋老人深情地/谈论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工厂已经消失了/永远消失了/但他们仍用拐杖/时不时颤巍巍指指那个方向。”
田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写诗不能让人谋生，但我这人就是犟，我不在乎社会的热脸冷脸，读者多少。既然我选择了，我就一辈子坚持下去，任何事改变不了，包括疾病、痛苦、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