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群团组织“存在机关化、脱离群众现象”的批评,笔者以为,作为党对社会进行功能性整合的重要途径,群团组织的历史定位,与其说是社会组织,不如说是政府向社会的延伸。长期的建制化过程,使得群团组织自身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甚至嵌入国家机关,组织“国家化”、“行政化”的色彩相当浓厚。
职业思维
现实中,各类社会组织普遍“官办”,表现出越来越重的依附性与依赖性,其与现代社会的脱节不可避免。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重新建立团和社会的连接点或者有机关系,这势必涉及社会组织尤其是群团组织的“社会化”(请注意:并非简单的“去行政化”),这要求群团组织主动走向社会,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为此,需要重新思考团干部职业化这一重大问题。
一份关于基层团干部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某市团干部队伍,36%任职时间为1年以下,44%的团干部任职时间为1~3年,持续担任团干3年以上的人数仅占被调查人数的20%。事实证明,要做好青年群众工作,赢得青年群众人心,必须用心用情,投入大量精力去做;必须职业化,以职业的思维去做。
一个变动太过频繁的团干队伍,既很难与青年群众建立深厚的友谊,又无助于提升团组织的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地位。参照目前成熟的专职党务工作者(尤其是专职组工干部)经验,需要加快推进团干部的职业化建设,首先是各级团组织要突破年龄限制;其次要破除“来了就想提,提了就想走”的心魔;第三要为专职团干提供稳定的职业发展预期,以此努力打造一批工作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专职团务工作者。这一批核心骨干,稳抓主业,既熟悉了解党政中心工作,又“耐得住寂寞”,长期积累与广大青年的感情,受到广大青年的爱戴拥护。
长远看,伴随政府职能转变,拥有这一批骨干的团组织还将协助政府提供社会服务,助力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发展和强化;更重要的是,作为党和政府可依靠可信赖的社会力量,将为破解“脱离群众”难题提供新的方向,将对“好社会”的形成注入生机和活力。
跨界搭台
在共青团的职业化过程中,团组织还必须加强专业化建设,寻求并不断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也是避免“娱乐化”的一个抓手。
根据实践需求,中山团组织摸索出“跨界搭台”的新办法:通过发挥团组织跨界长板优势,搭建专业化平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免费”,以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整合再造各类资源,让团组织核心竞争力可复制、可持续。
2014年8月初,在新加坡举办世界中山青年论坛,有一位海归企业家在谈及青年如何脱颖而出的时候说:“我的优势在哪里呢?要看到,我在最帅的人里面是最聪明的,在最聪明的人里面我是最帅的。就是说,我在跨界里面是最好的。”套用社会学术语“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来说,当我们很难在某个领域做到最棒的时候,你可以把优势延伸到另外一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别人往往不具备你的优势,这就是 “跨界长板”——与其弥补自身短板,不如跨界将自身长板发挥得淋漓尽致。
共青团工作也是一样:论资源,我们比不过党政部门和企业;论对青年的凝聚力,我们可能比不过有些蓬勃兴起的新兴青年组织。但是,作为体制内组织,我们有一般青年组织所不具备的健全网络体系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更懂得政策方针;而作为群团组织,我们又比体制内的行政部门更懂得青年所思所想,更具备对青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就是共青团“跨界搭台”的优势所在。
核心需求
要抓住青年的核心需求。比如,知名天使投资人何伯权先生所投资的7天连锁经济型酒店,没有一间像样的健身房,早餐也很一般,但是有一点非常突出:酒店的枕头和床,会让你睡上去非常舒服,你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安然入睡。“7天”的床和枕头都是标准化的配置。酒店就抓住了旅客最核心的一个需求:睡眠。
所以,团组织的“跨界搭台”必须抓住团员青年某项核心需求,把它做得足够专业,可复制,可连锁,我们就能够胜出。“人气”有了,就有“投资方”,如此,相得益彰,良性循环,困扰各级团组织的经费问题、活动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如何将“搭台”做到足够专业呢?比如,总结中山电子团员证试点,我们的思路实现了两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就是让团员“跟你玩”,变成让团员、让青年“在你这儿玩”,我们就负责搭台。在各类活动中,团组织最坚实的基础是各级团干部,其他群体的青年很难全覆盖并且吸引过来。从实践看,哪怕是通过电子团员证等手机APP新型产品,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些青年未必喜欢与团组织走在一起、玩在一起。基于这种现实,我们转变思维,通过电子团员证搭建平台,让青年在这儿玩,而不是直接要求青年跟你团组织玩。
第二个转变就是由共青团直接服务青年变成让青年服务青年。由于各种条件和原因,在服务青年上,团组织的能力和专业水平都不如专业化的企业和社会机构。那我们就主动退出来,团组织就负责搭台,让青年直接服务青年。哪家服务的供应商做得好,就吸引它来提供服务,团组织通过整合这些碎片化资源,使之发挥最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