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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瘦小的汉子张开双臂，钳住一块长方形大砖的两端，脸一绷，将15斤重的砖搂在胸前。他弯着腰走了几步，双腿一较劲，又将砖放到小推车上。
几趟下来，他累得直喘粗气。这个叫王济昌的男人已经59岁了，明显体力不支。
他一天的工作，就是装卸砖。每车拉6块，每天拉50趟。一天下来，他有150块钱收入。
就是凭着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这个身高仅1米6的河南农民，撑起了他在商丘农村的一个家。王济昌供养了父母、抚养了儿子。而今，已有3个孙子的他依然在工地上搬砖卸砖。尽管连胡茬都已成白色，疼痛和地下的湿气一起，淹没了他的双腿，又上涨到他的腰部。
“比在家闲着喝西北风强多了。”王济昌叹息道。在上海青浦区的一个工地上，还活跃着不少和他年龄相仿，甚至比他还大的农民工。
就在不久前，王济昌和他的老龄工友，还作为数字，出现在《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去年2.73亿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占17%，总数超过4600万，比去年多了近600万。
学界认为，这批“高龄农民工”，多为改革开放初期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和整个人口的老龄化一样，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也老化了。
我们不是想出来打工，是不得不出来
摞了6块砖后，王济昌弓着身子推车。他要将砖送到50米外的地方。即便他的脸涨得通红，速度还是很慢。以致于和他干同样活的一名中年妇女抱怨：“你怎么走得跟个蜗牛一样？”王济昌没吭声，身体用力前倾，车子速度依旧。
在这个工地上，这个59岁的农民工已经干了4个月。之前，他辗转于各个工地，基本上都是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
他已记不清到过多少个工地，换过多少个城市。他甚至也记不清离开河南老家的具体年份。他只记得，当他轻快地跳上绿皮火车时，村里的墙上还刷着改革开放的标语。在那一跃之前，他是个在家务农的年轻人。
改善生活是王济昌外出务工的主要目标。在他的老家商丘，“六口人分了两亩多地”，除去种子、化肥等成本，一年的收入“吃吃喝喝就用完了”。而出来搬砖，“一个月能攒下3800块”。
看病吃药，是这个农民工不敢想的。一人生病，拖垮全家的事情，即使在他的村子，也不少见。因此，有什么头痛脑热，他基本是“挺一挺就过去了”。
在北京某高校做保洁的一名妇女深有同感。她曾在安徽芜湖的老家务农4年，种水稻和棉花。“一年贴了一万多块。”55岁的她大声说道。
老家在河北的另一名高龄农民工也说，自己家10亩地，一年种两季，先种小麦，再种玉米，一年的收入不过万把块。
“我们不是想出来打工，是不得不出来。”他们说，都是为生活所逼。
5月的这一天，王济昌拉了几趟砖，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他弓着背拉着小推车，用满是灰尘的手胡乱地擦了一把脸。黄色安全帽下，汗水在他黝黑、满是褶皱的脸上流淌。“我已经老了，干不动了。”他不住嘟囔。
即便只是在住宅小区做保安，58岁的老于也觉得有些吃力。他白天尚能灵活控制起落的电子行车杆，到了晚上却时常看不清按钮边“升”“降”的小字。那名在高校保洁的高龄女工，每天“累得浑身疼”。她的梦想是当个小时工，却因为不识字、没法帮老人拿药，“只能做最低等的工作”。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伟珏认为，在农民工的用工方式中，年龄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年轻时尚有机会选择轻松一些的工作，老了又无一技之长，就只能出苦力。
“到了一定年龄，他可能就没法再在这种工资比较高比较正规的行业里面就业，就进入到非正规就业行业里面。”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副系主任郑广怀解释，这意味着，经过年龄的淘汰以后，不得不流入非正规行业的高龄农民工基本没有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更无从谈起，“基本上是处在没有任何保护的状态下”。
第一代农民工夹在了历史与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
傍晚来临，王济昌跟在年轻人们身后，拖着脚从工地走出来。他已经一下午都没坐下休息了。地面湿气重，他顶多站着直直腰，从来不敢坐在地上歇息。
只有熟悉的工头才会愿意接收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农民工，让他们做些搬建材、铲沙之类的活儿，工资自然比年轻人差很多。
王济昌进上海青浦区这个工地时，也是说了一箩筐好话，工头才同意他干活。他和工友一样，都不敢告诉工头自己的真实年纪，还得处处表现出身体很棒、干活不是问题。因此，即使在大热天，王济昌都不敢在工头面前休息一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招用农民工的单位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并应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可根据深圳一家劳工组织调查，由于需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且缴纳年限需要超过15年才能在退休时申领养老金，加之农民工务工地频繁转换，而养老金账户在地方流转的程序尚不健全，很多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意愿并不强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推算，如果完全缴纳五险一金，农民工的工资可能有接近一半要充进养老金账户。“农民更愿意得现钱，老了怕制度靠不住。”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付成也说。
“这是一个历史欠账的问题。”深圳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苏媛介绍，除早年相关制度不完善、监管力度不够之外，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把承诺降低保险缴纳比例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农民工的利益被大大损害了。”苏媛说，“第一代农民工夹在了历史与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
“好累啊，要不是一无所有，哪个愿意打工！”这话几乎是从曾冬莲嘴里喷出来的。她从湖南邵阳老家到深圳打工20年，在一家玩具厂工作了整整17年。厂子2006年开始为她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一切顺利的话，她本可能过上有保障的退休生活。
然而，就在她退休前一年，厂子倒闭了。按照规定，她缴费未满15年，无法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未满10年，不能继续补缴。曾冬莲懵懵懂懂地下岗了，和丈夫找了清扫同一条街道的环卫工人工作，每天吸着灰尘，在穿梭的车流中，从一头扫到另一头。
王济昌和他的高龄工友一样，从未想过自己和社会保障制度扯上关系。他也不在意这个，能让自己顺利打工，赚到现钱，就是最大的胜利。有媒体报道，有高龄农民工为了能干上活，甚至刻意将自己的头发染黑。
事实上，他们从没和这个城市真正相关。尽管通往市中心的公交车只需5元车费，王济昌却从没进城去看过：“看有啥用，啥都买不起，啥都带不走，咱跟人家上海没啥关系。”
下班之后，他们津津乐道的，是住在城里的儿女。
王济昌的儿子要在城里买房。“房价太贵了，作为家长我必须要支持一下他，不能让孩子怨我。”王济昌抱起一块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我就想知道干到什么时候，才能安心养老
王济昌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纠结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他已经59岁了，甚至做完这份工作后，能不能再找到工作，还是一个问题。
他盘算着另一笔账：尽管自己在用工单位没有参保，但从60岁起，他每月可在老家领取70元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当然，前提是他的子女需要参保。保费分100~800元八个档次，多缴多得，缴费满15年后，可享受养老金。
这名高龄农民工清楚，等他干不动了，回到村子，每月70元，“不够给孙子买糖吃的”养老金，将是他全部的养老保障。他的一名工友也是如此。不过，这名工友打算让子女们停掉这笔“赔钱”的“买卖”:“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快，随便到超市买点东西都要二三百，15年后每月70块钱能干嘛？不如现钱花着实在。”
与王济昌的这名工友相反，一名高龄女工非常看重农保。得知多缴多得，她一度想每年交1000元，结果被乡亲“一语惊醒梦中人”：“你要是活不到60岁，不是太亏了吗？”她想想有道理，就随大流选择了100元的最低档。
除了新农保，农民工还可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种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在住院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他们有小病不舍得去治，偶尔买“十几块一匣子”的药，实在烧得厉害才去小诊所挂个吊瓶。
“感冒发烧吃啥药啊，那算病么，不理它自己就好了，咱农村人小时候生病谁吃过药？”建筑工地上的工友们讲究活得“自在”。一名农民工指着自己的“酒杯”——实际上是半个矿泉水瓶——对记者说：“我每天喝8两黄酒，解乏。”说完后一饮而尽。
保安老于烟酒不沾，“给自己攒养老钱”。他现在月工资2000元，和7名工友一起住在小区地下室。他从没想到自己会出来打40年工，“最早就是为了盖房子娶媳妇。” 站在小区门口，一身保安制服的老于堆起满脸的皱纹笑着。
那名女工笑说等到干不动的时候再“退休”，回家种地。现在“还有力气，还想干”。说着就动手收拾这一天在楼道里捡来的瓶子，然后一手提着一个黑色垃圾袋，走进了北京的大雨里。
苏媛还记得，有工友告诉她，不同阶段出于不同的原因留下来，盖房子、孩子读书、然后老人又生病了。“一不小心就过了20年。”那位工友对她感慨道。
“前面是迷茫的，高龄农民工几乎没有保障。”同济大学教授朱伟珏说。
另有学者认为，得益于“可逆的城市化”，农民工年轻的时候可以进城务工，年纪大了还可以回家务农，所以在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我国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换言之，在建设了城市一辈子以后，高龄农民工们最终很可能不得不回归农村，依靠土地谋生。
王济昌及工友显然考虑不了那么多。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老家，度过余生。 “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但是生活还是要自食其力，中国那么多人，政府怎么养得起。”他的一名工友说。
另一名工友则不满：“我就想知道干到什么时候，才能安心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