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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如刘翔的退役仪式一般，苏迪曼杯决赛上演的也是早已预料到的结局。3∶0，面对首次打进决赛的日本队，林丹的最后一拍，把创造历史的机会再次留给中国——自1995年首夺苏迪曼杯后，这是中国队第十次捧杯，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六连冠。
“我了解球迷的心态，希望我们赢，但也有人希望我们输，希望苏杯能有新的冠军。但好在这都是对羽毛球的关心。”李永波的话，道出了中国队在苏杯甚至羽毛球世界中因强大带来的些许尴尬，它像个剧透者，在带来精彩的同时，也削减了体育比赛中最具观赏性的“不确定”。
而在本届苏杯，林丹与谌龙谁是“头号男单”，算得上是一个仅存的“不确定”，“今天能否上场？”是林丹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这让“超级丹”感到“东莞这10天，很难熬”。可这10天，由于以他为代表的顶级运动员出场，被苏迪曼杯羽毛球赛“侵占”的东莞篮球中心每天都能引来大批观众，而两年前吉隆坡苏迪曼杯的现场，万人场馆内仅有数百人助威。
苏杯选择东莞还是东莞选择苏杯
12年，中国队已经习惯了捧起苏迪曼杯时那沉甸甸的分量，但在每次捧杯时，身后城市里的车水马龙都不一样。从荷兰埃因霍温、英国格拉斯哥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羽毛球被这项赛事载着跨海越洋，然后一次次辗转在中国的土地上，北京、广州、青岛，这一次是珠江口东岸的东莞。
这是苏迪曼杯第一次在中国地级市举办，也是东莞首次独立承办国际重要体育赛事。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副秘书长刘清早看来，“这对双方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刘清早所说的“双方”，其实更多地是指观赏性不及其他职业体育项目的羽毛球项目及东莞这样具有一定体育底蕴的三线城市，“羽毛球在国内普及度很高，但在观赏性上有自身缺陷，因此，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举办这样的比赛，关注度可能不如三线城市高，产生的效应也没那么突出。”
苏迪曼杯赛时，国际羽联主席拉尔森曾表示，“选择东莞，看上的是这里的羽毛球氛围。”对此，东莞体育局局长彭启尧表示，“事实上，在向国际羽联提出申请之前，我们已经请专家对东莞对外营业的羽毛球馆、交通和酒店等方面作出过综合评定。”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透露，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数据显示，东莞全市拥有1535片羽毛球场，每周打羽毛球两次以上的人群在5万以上，喜欢羽毛球运动的人预计有50万左右，“同时，很多市里、镇里的机关单位、工厂企业和学校等，都有面向不同人群的羽毛球赛。”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位于广州与深圳中间的东莞吸引众多企业竞相落地，“世界工厂”的名声背后，是人来人往间硬生生发展起来的城市建设与服务业。“目前，全市有57个有固定座位的体育馆，服务设施上，87间酒店是星级酒店，其中有22家五星级酒店，具备大型赛事上对外接待服务的条件。”彭启尧表示，此外，作为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重分赛场以及中国羽毛球超级联赛等多项全国性羽毛球赛事的举办地，东莞并不乏举办体育大赛的经验，“况且，我们还是两支CBA球队的主场。”
体育“品牌”延展性惠及青少年
“全球每10双耐克鞋便有一双产自东莞。”作为“世界工厂”，许多知名运动品牌与这座城市结下了特殊的亲密关系，从这句话便可知，对体育的认同已在这种氛围中成为不少东莞人潜藏的基因。但让这座城市真正被体育浸润的，是发轫于此的体育名片，一句话让东莞人引以为豪：“广东宏远，10年8冠。”
20年前的宏远工业区，现已更名宏远社区。在东莞运河旁，原来的供水厂外墙被贴上了黑色墙砖，红黄相间的俱乐部虎头标志被挂在楼的最高处，金色与黑色相间的内饰彰显着楼里人“霸主”的雄心。胡志强站在敞着玻璃窗的三楼俯瞰球场，一群年轻的选手在澳洲教练的带领下练习投篮，他们举目可及的是易建联、朱芳雨等明星球员的巨幅海报。而胡志强身后，则是一面挂满照片的墙，照片从斑驳到鲜艳，讲述着队伍自1994年征战乙级联赛至今的故事，尤纳斯、积臣、易建联等人的脸清晰可辨。
作为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志强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探营时表示，虽然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但22年经营的结果，使得宏远有一批和品牌一起成长的人。如今，球队的训练场不再是原来“一片光秃秃的操场，地上刷了漆，后来搭上铁棚，没有空调”，而球市也从当年的几百人变为如今号称“CBA第一馆”、拥有1.6万个座位的东莞篮球中心。但一直没变的是宏远的根基，“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得益于二三线队伍，现在二线在广州，三线在东莞体校。”作为品牌生命力的延展，能加入青训的孩子年龄层已不断降低，“通常球员进来就13岁左右，要到约20岁才能进入一线，所以，一个一线球员必须要经历7年以上的培养，青训投入非常大。”
对于大部分孩子而言，专业的体育路越来越像一座独木桥，他们身体里对体育认同的方向也在悄悄变化。李永波羽毛球学校在本届苏杯期间成为外媒探访的焦点，今天中国队夺冠后，小将唐渊渟的照片也挂上了教学楼外布满中国羽毛球世界冠军照片的灰墙。虽然有广东世纪城羽毛球俱乐部的功能布局，但从全国20多个省市前来练习羽毛球的孩子，并非都把成为世界冠军作为目的，不少人仅仅是在兴趣的驱动下想掌握一技之长，学校招生办主任罗颖新表示，“少数特别拔尖的孩子会进入专业队或俱乐部，大学的高水平运动队是毕业生的主要去向。”他并不担心招生上的困难，尤其在东莞，羽毛球的普及度及受欢迎程度让学生具备不少升学甚至就业上的优势，“很多高校会设立羽毛球高水平运动队，社会上的群众比赛也很多，项目受欢迎，他们以后展现的平台也很大。”
三线城市与国际大赛的缘分
不少成型的体育“品牌”不断开发着项目，让品牌持续发挥效应，这是东莞打造“运动城”一以贯之的方式。苏迪曼杯在彭启尧眼中又是一个新的机会，“要想比赛产生更好的效果，政府、团体要起作用，比如体育行政部门要用好这次比赛，是不是能在群众中已成型的赛事基础上建立全市的羽毛球联赛，邀请各镇、街道参与，把项目的推动面扩大？”
彭启尧的“计划”依托于苏迪曼杯带来的眼球效应。在苏迪曼杯开赛前一周，便有媒体报道“门票销售逾400万元，决赛门票已售罄”。虽然决赛上座率并不及预期火爆，但包括小组赛在内，本届苏杯每场比赛的看台也难有大面积空缺。昨晚的半决赛，日本队与韩国队苦战5小时直至深夜，但聚光灯外的看台上观众数量并无明显减少，这在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的同类赛事中也并不多见。
“有一定经济实力，有一大批项目的爱好者，且不常举行顶级国际赛事。”在刘清早看来，东莞这样的三线城市具有的空间，能让赛事与城市在关注度上都有较大收益，“大城市有群众基础，但赛事的选择性也多，所以像苏杯这样的大赛，在大城市举办的影响力不及在三四线城市举办更有成效。”而对于亟待转变形象的东莞而言，“具有正能量的国际体育大赛，更有助于发挥经济与社会效益。”
但体育赛事通常是一次性的社会事件，刘清早发现，国内不少城市在办赛热情骤增的同时也具有盲目性，“有些城市办‘国际’比赛过滥过多。”在他看来，体育赛事具备竞赛、政治、经济、文化和娱乐的功能，“但很多比赛只注重竞赛功能。一项体育赛事，政府不应该是发起者，而应是决策者。体育部门或专业的赛事公司应当对比赛进行赛前的评估与深度策划，交由政府拍板，并在赛后同样进行评估，对比后产生经验，这才是正常的流程。但现在很多比赛是领导拍脑袋要办，然后体育部门去拉标语、送门票、安排交通，这样的办赛方式，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毕竟举办体育比赛具有很多风险，而为预防各种风险所需要的成本很高。”在刘清早看来，国际赛事对于二三线城市或许是个机遇，但需拥有正确的办赛理念，至少“中国不计成本办赛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本报东莞5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