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并未造成文化的断裂

    中国社会在晚清发生了大变局，近代史通常会把1911年推翻帝制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当作“告别”古代的分水岭。但以总体性的社会变革而言，比民国建立稍晚几年的《新青年》的诞生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更应当看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界碑。

    《新青年》的诞生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界碑

    现在我们对“现代”这个词耳熟能详，“现代性”、“现代化”等说法常挂在嘴边，这个“现代”的源头，就可以追溯到《新青年》及其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有《新青年》，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才有思想启蒙的大潮掀起。这个举动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打破阿Q式夜郎自大的心理，人们头一次清醒地打量自己国家在世界的位置，希望通过彻底的变革去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

    《新青年》是激进的，它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看穿传统文化并非全是那么光辉灿烂，里头也有很多迂腐黑暗的糟粕，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竭力要铲除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封建专制主义之害，引进外国先进思潮，促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促成了整个中国的文化、道德、政治、文学等诸多方面转型。这个巨大的历史功劳，无论如何也不能轻视。

    在学界，常见到有对五四的颠覆言论。这些言论认为，《新青年》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问题是激进主义，指责那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造成近百年的文化“断裂”与“困局”。他们甚至把后来“文革”的荒唐以及当今人文精神的缺失也一股脑儿算到五四的账上。这种“事后诸葛亮”的指责缺少对历史的“同情的理解”，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不负责任。

    当今是开放的年代，对历史的理解各式各样，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求得统一。但有一点不能含糊，就是要尊重历史，不要虚无主义。那种对五四的颠覆，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有些人脱离了历史语境来讨论问题，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出现“断裂”，起头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进”。

    《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是态度决绝的。当传统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在阻碍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只好采取断然的姿态，大声呐喊，甚至矫枉过正。《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所以他们要猛烈攻打，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是那样不留余地。他们有意要通过这种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放到从“旧垒”中突破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对《新青年》那一代的“偏激”就可以得到理解，那是一种战略性的积极效应。

    不能把传统“断裂”的账算到《新青年》头上

    那种认为《新青年》和五四一代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观点，是肤浅的，完全属于危言耸听。

    现代文化的建设，包括其中应有的传统文化的某些转换，很大程度上又是五四反传统的那一代人所参与和实现的。拿鲁迅来说，他的确非常激烈地攻打传统。他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诅咒中国历史上写满了“吃人”二字，他曾声称对于传统“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统统要踏倒它。鲁迅甚至主张青年多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这些特定语境中发出的带有文学性的言论，的确偏激。鲁迅自己也不否定这种偏激。但偏激不是鲁迅的目的，他是有意矫枉过正，直指传统弊病的痛处。

    那些诟病鲁迅反传统太偏激的人不该忘了，鲁迅在反传统的同时，又积极地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做传承的工作。鲁迅用他一生几乎一半的时间在从事古籍整理，鲁迅所奠定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至今仍称典范。

    其实《新青年》的先驱者中很多人也都在反传统的同时，做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工作，他们在所谓“国学”方面都有建树，甚至起到过“开山”的作用。如钱玄同的古文字研究，刘半农的音韵研究，胡适的《红楼梦》《水经注》等方面的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都曾处于先导的地位。现今研究“国学”者使用的方法、材料和框架，往往也都是从五四那一代最早的探索里获益。怎么能说《新青年》和五四一代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呢？

    一面享用五四前驱者的成果，一面埋怨先人“偏激”与“断裂”，这有些不负责任吧。其实《新青年》更大的功绩在于探求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探索“立国”与“立人”。反对专制，张扬个性、提倡人道主义、科学民主，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等等，都是五四那一代的功劳。

    当然，在五四之后半个多世纪时间，中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又连续发生战乱，后来还经过“文革”等左的祸害，整个国家伤痕累累，传统文化的承续乃至整个文化生态也屡遭破坏。特别是现今社会精神道德方面出现很多问题，人文精神衰落，这跟近百年来整个中国社会转型所产生的诸多矛盾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之后，拜金主义与庸俗科学主义盛行，人心焦虑，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传统文化，希望重新从古代精神遗存中获取有益的资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能笼统地夸大传统的“断裂”，并把这笔账算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头上。

    《新青年》留下了哪些“新传统”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尊重和继承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包括五四传统和革命传统，或者可以称之为“小传统”。

    这“新”，是相对于通常我们讲的古代文化那个“大传统”而言。“新传统”虽然形成时间较短，但和古代传统一样，已经作为民族语言想象“共同体”而存在，不断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人们对“新传统”总是习焉不察，身在“庐山”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其实它作为当今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发挥着规范性影响。且看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的确定，和古代文学形成最明显的区别，现今我们所享用的汉语文学语言变革的成果，其实就是“新传统”中稳定的核心部分。人们总是不太在意那些“常识性”的东西，无视其在身边所起的作用，人们在享用“新传统”的时候往往不能明确意识到它的存在。而这些年出现的那些颠覆“五四”新文学的思潮，更是全然否认“新传统”的。我们纪念《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际，需要重新思考和彰显“新传统”的价值。

    作为“新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了哪些最可宝贵的东西？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先生”促进了中国思想的大解放，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现在我们很多社会问题有待解决，包括制度革新、科学发展、重视民生、提升公民素质，等等，其实都还是要请教两位“先生”的。纪念《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要重新强调尊重“德先生”和“赛先生”，张扬民主、科学的精神。

    《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都是青年人的作为，是青春文化的表现。纪念《新青年》100周年，我们特别怀念和向往那种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概。

    我曾说过：看到现在有些青年太功利，又太老成，好像缺少一点青春气息；过早功利化、商业化、世俗化的教育对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很不好，那些泛滥成灾的粗鄙文化、搞笑文化，在影响着青少年人格的健康成长——我很为此担忧。

    五四那种理想、朝气与活力，能否再给我们一些召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