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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首都北京的这两件事情，至少从空间上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关。
5月14日，在首都中南海里，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负责人主持召开了“推进基层政府管理服务公开工作座谈会”。
52天前写信向李克强总理“叫屈”的桔子水晶酒店集团CEO吴海被邀请发言。他通过网络发出的信《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也作出批示。
与吴海坐在一起的，还有“把给女儿办准生证、办户口过程中的千辛万苦晒到网上”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翟继光。
概而言之，这两名自认为守法经营和依法生活的公民，在基层办事时，都遭遇过“憋屈”，感受到了“社会黑”。
座谈会4天后，《新京报》报道，在北京的天通苑，在这个城市的神经末梢，记者化身摊贩在地铁5号线天通苑北站蹲守半月发现，有身份不明人员向游商收取“保护费”，不从便遭抄摊及人身威胁；商贩向“市场办公室”交费就能摆摊；无照商贩缴数千元费用可拥有铺面。
换句话说，违规经营的游商小贩遭遇了“黑社会”。
仔细想想，这两件事，其实都是神经末梢社会治理现状的折射。
吴海的企业遭遇到权力寻租式的巧取豪夺，需要在春节、端午和中秋“三节”时，给某城市几乎所有管得着企业的管理机构缴纳“特种税”。“那个城市几千家企业没人敢作声，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出声他们的企业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也难怪，企业家会感到那个城市的“社会黑”。
不过，到了同样处于神经末梢的天通苑北站，这里的人遭遇的是尸位素餐式的消极无为，才让“黑社会”钻了空子。
“我觉得基层的执法人员、管理人员特别不容易，对社会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也非常重要，我称他们为蜜蜂，但有一部分蜜蜂有苍蝇习性，会叮人。某些地方、某个部门管理得比较松，还会出现系统性的‘苍蝇习性的蜜蜂’。”吴海说。
放之于天通苑北站，根据那些身份不明人员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认定他们是“苍蝇习性的蜜蜂”，甚至根本就是“苍蝇”。
并且这些从2014年10月开始出现的“苍蝇”，已生出事端。今年4月10日晚，他们甚至因收“保护费”而引发持刀伤人事件。报道称，当晚至少有20人在路口向摊贩收钱，事件过后，这伙操着东北口音，或骑摩托车或开着一辆雪佛兰轿车的人，在路边搭起了红色棚子，强迫摊贩在棚内经营并收取每月500元的“保护费”。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收“保护费”行为已持续半年多并发展到如此声势浩大的地步，原本应该承担起“蜜蜂”职能的当地城市管理和社会治安部门竟能视而不见，任由“苍蝇”乱舞？
在神经中枢中南海，吴海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央简政放权的决心非常大，部委决心很大，但好多企业却体会不到，归根结底是基层落实的问题，是改革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他希望处于神经末梢的基层管理者能够放权，真正能从大爷变回公仆，更好地为企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做好服务。
而在神经末梢之一的天通苑，权似乎彻底放了。“黑社会”光天化日之下横行街头，把城市执法人员的执法区变成不明身份人员的“地盘”和暴力维持的“江湖”。
这不，就在吴海提出“改革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的当天下午，新京报记者在天通苑北站看到，四五名体型健硕的男子从活动板房走出，手中拿着对讲机来到站外广场，和摊贩熟络地打着招呼，吆喝着让摊贩“规矩些”。其中一人边走边往身上套标有“Police”（警察）字样的背心。
网络上的地图显示，神经中枢中南海距神经末梢天通苑北站，大约21公里。好在在前20公里中，我们还没看到有“黑社会”收“保护费”的报道。只是在最后一公里的某个节点，我们才听到了某些不和谐的音符。但这最后一公里的不和谐，足以抹杀这座城市作为国家的首善之区此前赶路时所有的努力。
庙堂之上，我们有宏伟目标和顶层设计，但这些最终都得靠基层不折不扣地落实，否则，铆着劲向终点冲刺的人们，会因一脚踏空而满盘皆输。
所以，处理好天通苑发生的这“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和21公里之外中南海正在谈的事情，其实在逻辑上一脉相承，不无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