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监测不能和有偿删帖相互勾搭

    尽管离开网站管理者的职位很久了，依然不时收到这样的陌生信息：“××××网有一篇老文章，想麻烦你删除一下，可以合作吗？费用好商量。”过了一会儿，见我没理睬，对方报出价码：“500元删一条可以么？是2008年的老新闻了。”我没理，可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接着发来短信。

    我暗忖，一家网站真的很容易隐秘地做出不道德交易；此外还隐约感到，删帖行业可能规模不小。但最近湖北蕲春县公安局破获的特大有偿删帖案，全国22个省区市近2000人涉案，涉案金额超过5000万元。一个删帖团伙就能做到这么大规模，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在最高法院2013年的司法解释中，有偿删帖的非法交易金额达到一定限度，依照刑法，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可见，这种行为不是处于灰色地带，就是涉嫌违法犯罪。

    但有偿删帖往往不是单独行为，它和舆情监测产业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次蕲春有偿删帖案的报道称，有偿删帖这个灰色产业利益链最顶端的客户是三类：一是在网上被举报的官员，二是网上有负面信息的上市公司，三是网上有负面信息的明星演员或公众人物。

    这三类客户，恰恰与舆情监测的客户——政府部门和公司，存在高度重合之处。比如，一些搞有偿删帖的被举报官员，他们不大可能一天到晚守在电脑旁搜索，其中一些人可能就是从所在单位购买的舆情监测报告中获知网上举报信息。就像报道中提到的“表叔”杨达才，在被查之前，网上涌现大量举报的帖子，犯罪嫌疑人李某介绍，不少同行都删过这些网帖。这项删帖业务到底是杨所在的单位进行联系并支付费用，还是杨达才个人掏钱找人删帖？两者是否能够区分得那么清楚？至于有的上市公司购买舆情监测分析报告，与其付费删除负面信息的行为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也说明两者并非全无干系。

    舆情监测随互联网而出现，但这个行业本身也存在争议。2014年《中国记者》杂志第七期的一篇访谈舆情监测行业的文章，引用该行业内人士的观察称，有时候“三五个人都可以声称做舆情监测，然后作出某些涉嫌违法的承诺以招揽客户，这对行业构成极大伤害”。报道称，经过2013年国家“打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等专项治理行动之后，这类网络公关公司或销声匿迹或转入地下，舆情市场环境应该说已然好转，但舆情监测却被打上了“网络删帖”“灰色产业”“危机公关”的印记。

    舆情监测的确可以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阳光产业，《中国记者》的这篇文章提到，有一个网站聘用很多理工科出身的舆情分析师，使用数理统计手段梳理海量网络信息，而另一家网站的舆情分析师“有30%~50％是学法律的”，不仅能读懂“网言网语”，还掌握“法言法语”。

    没有人可以否认舆情监测和分析的重要性，它是大数据时代的一个生动运用。2014年2月民政部就将“舆情监测”纳入了《2014年购买社会服务指导目录》。有识之士也认为，现在的舆情业务往往满足于官员危机应对，这样当然更容易来钱，但也把舆情业务的格局做小了。其实舆情同样也可以预测，比如城市规划、项目选址等等，舆情业务应该往预测、公共政策方面发挥作用。

    但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个行业有高大上，也有暗黑地带，两者都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把暗黑地带定性为非法经营罪，起到了一些预防犯罪的作用。当舆情分析的报告送到客户手上，从主观善意上讲，客户的应对办法应该是主动应对，澄清事实，解决矛盾。但客观上，最“省事”的办法却是直接花钱删帖，这就给有偿删帖留下巨大的灰色市场空间。要求删帖和承接删帖的，除非利益冲突到鱼死网破，谁都不会往外讲，第三方的监控也很难。

    舆情监测如果不能设法斩掉这条暗黑尾巴，就难以有健康的发展，如果任由一些公司和个人的不法行为蔓延，难免会拖累整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