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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诚信年年宣讲，学术不端年年发生。”
在5月22日举行的第17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教育部科技委学风建设委员会主任吴常信的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成了我国近些年来科学道德建设现状的一个注脚。
眼下就有一个例子。
科学道德建设论坛已经连续召开7年，旨在就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开展探讨、向社会展示科技界抵制不良学风，因与会者言辞犀利、频频炮轰学术不端现象而备受关注。就在5月22日论坛“开讲”的前夜，中国科协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有关人员还针对近期的一个学术不端事件召开了近3个小时的会议。
所谈事件，正是前不久英国大型医学学术机构BioMed Central（以下简称BMC）宣布撤销在其属下刊物发表的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理由是“发现有第三方机构有组织地为这些论文提供虚假同行评审”，此事件引起科技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
尽管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但其中令人咂舌的“撤销”数字，还是让不少人再次关注到学术不端及学风建设的老问题，“为什么我们反复说这些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遏制？”
在当天的论坛致辞中，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就提到这个问题：“如今，学术不端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人人喊打的同时，老鼠还是很猖獗地活着，甚至还有人一边喊打，一边还做老鼠，为什么？”
他说，科技界应该从中央反腐成绩中得到启示。反腐力度之所以大，很大程度上在于决心大、魄力大——要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科技界也该如此，下大决心，加大力度。
“要实现不敢腐”，关键在于要有严厉的惩处，但韩启德认为，科技界当前针对学术不端的惩处力度，并不令人满意。
吴常信对此也有同感。他以王志国学术不端事件为例，这位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前教授、我国某医科大学药学院心血管药物研究所前所长曾被曝光，在两篇不同的文章中重复使用作了修改的同一张蛋白图。随后，对同一问题，王志国所在的国外和国内单位，给出了两种态度——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组成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布于蒙特利尔心脏研究所网站，后撤销当事人职务，关闭当事人所在的实验室。
与王志国合作的国内某医科大学，则对外称“蛋白图重复使用系实验室一名技术员所为”。后来，王志国也辞去了该校职务，并关闭了实验室，但是由其本人所为，而非校方“勒令”的结果。
更令吴常信感到啼笑皆非的是，这所医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意见，该意见称，校学术委员会认为本校与王志国合作的药理实验室研究的数据和结论是正确的。此外，王志国教授作为国际公认的科学家，没有学术造假的的依据。“国际公认的科学家和有没有造假之间有逻辑关系吗？”吴常信问。
在大会上，吴常信还列举了我国多个部门有关科研诚信的明文规定，其中包括，2009年由科技部、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这说明，我们并非没有相关的法规规定，只是执行力度不够”。
正如论坛现场的一位广东省教育厅的干部所说，有规定但不执行，有机构但不作为，如此，即便有了学术不端，要么不查，查了，结果也是不了了之。“没有惩戒和处罚，如何让人‘不敢腐’。”他说。
在BMC撤销论文事件中，韩启德注意到一个细节：41篇被撤销的中国论文，不少是中国医学界的学者所投。这也引出了一个老话题：有的医生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还要为了评职称，在下了手术台后去写论文，这样的论文，质量高的能有几篇呢？
“这事关最高价值的评价问题。”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教授说，通常来看，医生的最高价值取向是救人，教师是育人，而科学家是探索未知，那么，当一名医生的研究和救人发生冲突，该选择哪个？当一名大学教授在出成果和育人之间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选择？
“如果选择结果不符合最高价值，就说明我们当下的评价体系出现了问题。”马石庄说。
第二军医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她说：“对医生、教师应该进行分类评价，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她说，“有的医生，更擅长甚至只擅长给病人开刀、开处方，而不具备做研究的能力，或没有那个时间。如果一刀切，就不免有学术不端的可能性。”
正如韩启德所说，“要想做到不能腐，必须完善评价体系”。
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曾在学校尝试开展一次“去论文化”的改革，其对象是体育老师。“体育老师也要发表文章？把课教好就可以了嘛。”让龚克没想到的是，这个改革想法遭到体育教研组的“反对”。“如果不写论文了，我们怎么评职称呢，你说你篮球打得好，他说他羽毛球教得好，没法比较，该评谁好呢？”结果，论文还是要写。
或许，正应了论坛现场一位教师所说的，以前评职称并不用发论文，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少，现在人多了，处在一种僧多粥少的态势，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除了论文，还有哪种评价更科学？正如高考，就是在第二种选择出现之前一种相对公平且科学的选择。
当然，要做到不想腐，在韩启德看来，还要从科学道德教育抓起。对这一点，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颇有感触。
柯杨从BMC事件联想起和北大新生的一次交流。当着她的面，一位大一新生说，“我的目标是得诺贝尔奖”。柯杨听后哭笑不得：“我不好意思去批评这个学生，因为他讲了一个很励志的想法。但这种声音所折射的，确实不是本着对兴趣、科学纯粹追求而产生的想法，甚至可以说有些急功近利。”
“这和我们一直以来的科学教育以及科学道德教育的缺失不无关系。”柯杨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科学的态度常常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是将其奉为神明，以至于对任何学术权威甚至是每个带点头衔的人都会‘膜拜’；另一种就是急功近利，从上到下对科技的功利心，让搞科学的人很难静下心来，甚至会做一些亵渎科学的事情。”她说，BMC事件或许只是一个案例，但从未来学术环境的营造以及未来科学家的培养角度来看，切实有效的科学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本报广州5月22日电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