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职业农民,就是为了有效破解当下“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两大难题
□崇尚科技,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广泛认同,也成为这一群体的共性特征
□这个建立农业人才管理制度的过程,被称为一场由“身份”到“职业”的变革——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印记,而是一种全新的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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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市长安区,“瓜大姐”宁蒋娟也是小有名气。这个生于70年代、自称“土里土气”的大棚蔬果种植大户,前不久又有了一个新身份——陕西省高级职业农民。和宁蒋娟一起领到陕西省第二批职业农民“高级证”的,还有181名和她一样的农业从业者,他们获得的这一资格认定被称为该省对“农民”这个职业的最高“职称”。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培育和认证“新型职业农民”,农业部为此确定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省推进省份,陕西名列其中。事实上,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此前已在该省尝试破冰。2011年至今,陕西省已认定第一批高级职业农民84人,中级职业农民399人,初级职业农民3696人,第二批高级职业农民182人。
这些获得认证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庄稼人”,更贴切的称谓应是“农业从业者”。此次认证的陕西省第二批高级职业农民,像宁蒋娟这样的“回归乡土”者不在少数。他们中,有大学毕业的回乡创业者、有半路辞职的公职人员,大多经历了大学深造、外出闯荡,而后带着自己的理念返乡创业的经历。
这个群体的平均年龄为38.6岁,55%年龄在40岁及以下,30岁及以下的42人,占总数的两成多。最小的,是一位从事生猪养殖的22岁小伙子。这些大多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的大专或本科毕业生,从事的多为规模种植、规模养殖,或复合型农业产业,有的年收入过百万元。
从“逃离农村”到“回归乡土”
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根本不谈种地——一句话刻画出当下农业的尴尬和隐忧。出生在秦岭脚下长安区大兆村的“农二代”宁蒋娟,就是典型的例子。
自小,宁蒋娟就帮着家人田间劳作。初中毕业时,“逃离农村”成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想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愿让田里的泥巴糊了鞋子,还有针尖一样的麦芒,“扎得人难受”。
和很多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宁可租房打工,也不回乡务农,初中一毕业,宁蒋娟就跑到城市里闯天下。摆路边摊、卖蜂窝煤、开小饭馆,什么赚钱干什么。20年下来,也算闯出了一片小天地,买下属于自己的铺面,开起小有规模的酒家,“可比种田赚多了”。
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水平低,产业收益低,导致从业人员流失严重,农村“空心化”、土地“撂荒化”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陕西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培育职业农民,就是为了有效破解当下“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两大难题。
按照“调研试点先行、做好制度设计、实行精细管理、规范稳步发展”的原则,陕西省的探索和尝试在全省铺开。宁蒋娟的回归,正是源自对农业转型发展的全新认识。
“那是一场介绍土地流转惠农政策的讲座。我第一次知道,农业还有另一种做法。”新型农业的美好前景,激起了宁蒋娟回乡创业的热情。
放弃安稳的生活,宁蒋娟投资30万元,流转来50亩土地,建起22个竹木大棚种西瓜。却没想到“出师不利”——不懂技术,加上信息不畅、不会营销,宁蒋娟种出的西瓜个头小,卖不上价,还有不少烂在了大棚里,一下子就赔进去20万元。
备受打击的宁蒋娟蹲在大棚前,很快想明白一个道理:要做现代农业,技术是根本,“咱虽是农民出身,怎么种好地还得从头学”。
宁蒋娟找到区上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开始认真学。从种植技术、病虫害预防,到合作社管理、农业法规等培训,“搞明白了很多不懂的事,还认识了不少土专家”。
在农广校、农技中心、农检中心帮助下,宁蒋娟引进了新品种,建起钢架大棚,又学习山东寿光扩建日光温室,还注册了自己的品牌——“瓜大姐”。
当初的粗放园,如今已变成名副其实的现代农业设施园。110亩流转土地上,宁蒋娟拥有31个钢架大棚,一个育苗棚和3栋日光温室,所在合作社也由最初的6户发展到38户,年销售收入达到160多万元。
去年4月,经过农广校组织的职业农民培训,宁蒋娟被推荐参加西安市首批中级职业农民培训考试。今年2月,她又通过省级考试,获得职业农民的“高级”认证。
崇尚科技是职业农民这一群体的共性特征
当农民,为什么还要认定?陕西省职业农民资格认定的新闻一经发布,即引起各方面广泛关注。而对这些参加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来说,也的确曾因对政策的不了解产生过疑问。
“参加考试前,我也犹豫过。”宁蒋娟告诉记者,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农民,难道不拿这个证就不是农民?她咨询了农广校老师,又专门上了“百度”,再回想自己几年来在土地上摸爬滚打的经历,终于搞明白:“现代农业要求‘专业人做专业事’。”以前,做农民管好自己的地就行,简单却也没有高效益,但现在,参加培训的过程就是技能的再提高、视野的再拓展,“这对我来说,的确是当务之急”。
参加考试的过程,也让宁蒋娟深有感触。除了笔试还有面试,笔试是“单人单桌、人机(手机)分离”。到了面试考场,考官问的问题让她傻了眼:“你是种西红柿、黄瓜的,那你知道种植西红柿、黄瓜的土壤PH值分别要求是多少?”
这一次的考试没过关,宁蒋娟却大有收获:“这说明我的专业知识还远远不够,同时也感受到了国家对农业的重视。”
80后青年康春玲,2004年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从事几年奶粉销售工作后,回到家乡陕西省富平县开始从事奶牛养殖。在多部门扶持下,如今,她担任理事长的富平县佰特利奶牛养殖合作社已发展到栏舍80多亩、固定资产1600万元,年产值2000万元左右。
在康春玲看来,职业农民就是以种地为职业,用专业水平让土地发挥出最大效益。所以,她信奉科技对现代农业的重要性。几年来,她多次参加县农广校的培训,先后考取了职业农民认证中级、高级资格证。
崇尚科技,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广泛认同,也成为这一群体的共性特征。
以陕西省首届高级职业农民王雨嘉为例,大学毕业后谢绝多家单位挽留,回乡从事苹果种植。最初也是磕磕绊绊,后来悟出一个道理:必须依靠知识和科技种地。王雨嘉将自家的果树品种全部更新,又陆续新建矮化密植果园,规模扩大的同时,效益也在不断攀升。现在,王雨嘉专门设立了全天候手机服务热线,为乡亲们解答农技难题。
宁蒋娟则引进科学化管理,对基地和产品进行无公害认证,同时制定田间生产档案,使自己的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都有据可查、遇事可究。今年,她又建立起“微信销售”平台,联合周围农户共同发展高档次农产品。为学习最新的农业和管理知识,她又走进清华大学进修。
和传统农民不同,新型职业农民必须具备3个条件。陕西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型职业农民首先必须是市场主体——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维持生计,而新型职业农民则充分地进入市场,并利用一切可能使报酬最大化,一般具有较大经营规模和较高收入水平。
其次,新型职业农民要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而非短期行为。另外,他们还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不仅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还要求其行为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承担责任,示范带动更多农民致富。
让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职业
根据官方表述,“职业农民,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
“在农业现代化、集约化的潮流下,农民职业化这一步早晚要走。”有媒体评论。职业农民的培育,实际就是建立一项农业人才管理制度。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制度,才能利于激发农业发展的内在活力,使现代农业得以长足发展。
这个建立农业人才管理制度的过程,被称为一场由“身份”到“职业”的变革——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印记,而是一种全新的职业选择。
自2011年以来,陕西省通过调研试点,先后制定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省推进工作方案”“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绩效考评试行办法”3个规范性文件,为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制定出一系列操作依据。
目前,陕西省将新型职业农民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和新生代型四类。同时划定了初、中、高三级在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等方面的标准。参与评定的职业农民,须在16岁至55岁之间,具备相应文化程度,收入主要来源农业方面。初级职业农民的收入,要达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至10倍,中级达到10至20倍,高级达到20倍以上。
这些还不够——要取得“职业农民”认证,需先通过县、市、省级农业部门层层筛选、审查和培训,才能参加最终资格认定的考试。高、中、初三级,分别由省、市、县认定,每年一次。主要评价指标,包括综合素质、专业技能、经营规模、生产效益和职业道德等5项。资格认定实行逐级推荐,获得初级证书方可考核认定中级,以此类推。
资格认定之前的培训环节至关重要。一般情况下,想成为“高级职业农民”,要连续参加4年的系统培训,且持有中级资格证书1年以上。且对于从事同一种农业生产的人,高级职业农民及他所带领的合作社或企业,单位面积产量或效益要比周边农户增幅10%以上。
根据陕西省统计,该省符合职业农民特征的培育对象有20多万人。为此,省农业厅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以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主体,全省12个市107个县区均建立起专门工作机构,职业农民的培育走在了全国前列。
对已取得职业认证的新型农民来说,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扶持是他们的最大期望。
目前,陕西省财政资金已配套8580万元,其中已拨付500万元用于贷款贴息,引导小额贷款向职业农民倾斜。而对高级职业农民来说,他们所带领的合作社、农业园区、农业龙头企业等,也将享受如土地流转、融资贷款手续、项目扶持等方面的政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