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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61岁的宋建国将接受他人生的第一次庭审。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诉书指控称，宋建国利用其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驾校恢复营业等事宜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2390多万元。
在北京，在汽车远未普及的时代，只有党政机关有轿车，悬挂“京A”号牌。随着汽车保有量的迅速攀升，“京A”号牌资源枯竭，只有重新启用才能获得，逐渐成为某种身份的象征。2011年，北京实施机动车限购政策，“京A”车牌不放入摇号池也不拍卖，获得“京A”车牌难上加难。
围绕“京A”牌照的审批，宋建国及其家人、下属、中间人、实际使用者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也最终成为葬送他们前途的重要因素。
谁需要“京A”号牌
董栋华是中国油画协会副主席，在北京成立了国子监油画艺术馆。2009年，在一次画家朋友组织的聚会上与宋建国相识，随后成为朋友。
2011年，宋建国到艺术馆看画展的时候，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董当时买了一辆奥迪A8轿车，想上个好点的牌照。约10天后，宋建国回复，牌照办好了，开头是“京A88”。
此后，宋建国再次来看画展的时候，董说，我的车挂好牌照后，画家们看了都想办，我们馆长现在就已经提出来了。宋建国说他回去想想办法。一个月后，宋建国给董栋华打电话，让他以艺术馆的名义向北京市交管局打报告。大约过了一个月，宋建国来电说，牌照办好了。
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2010年12月23日，北京正式公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成为国内首个发布汽车限购令的城市。
听说北京要实施小汽车摇号政策，董栋华问前来看画展的宋建国：今后公司运转用车，上不了牌照怎么办？
宋建国说，可以先买一批车，在摇号前把车牌上好。
董栋华说，他们买了10辆新车，其中有8辆“京A”牌照的车是他直接找宋建国办理的过户上牌手续，包括两副“京A8”牌照。为什么要办“京A”号牌？董栋华说，“希望能够通过办理京A号牌显示我们公司和艺术馆的实力”。
孙士平是北京融德画廊的经理，1990年前后认识了当时任派出所副所长的宋建国。因为宋建国喜欢画，孙有画廊，两人日常来往较多。
宋建国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后，孙士平找宋建国办理了9副汽车牌照。除去个人的3副，给某画家办了4副，帮一个餐饮公司老板办了两副。
孙士平说:“因为自己的画廊专营某位著名画家的画作，画家非常喜欢车，我作为他的代理人也希望能够帮他办理一些事情，（办车牌）也是为了让他开心，有利于我们的合作。”
个体户李国良和宋建国相识于2007年年底。当时，他买了一辆奥迪A6，找宋建国办一副京A的车牌，一周后得到一个“京A8”的车牌。
之后，李国良多次找宋建国帮忙，从2008年到2011年陆续办理了十几副“京A”或“京A8”的车牌。
2009年10月28日，北京长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北京市交管局申请“适当的车牌号码”。申请书称，集团下属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在开发一个酒店，“目前酒店建设已全面展开，在建成前将不断接待外国工程技术管理方面的专家和贵宾及政府领导。为方便车辆行驶，我公司特为两辆新购车辆向贵局申请适当的车牌号码。”
不久，该公司得到了两副车牌，分别是“京A88”和“京AV”。此后，长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几乎以同样理由再次向北京市交管局“申请特殊号段的车牌号码”，而且注明车牌尾号不能是“0和5”。
2010年1月11日，北京融德盛业装裱中心购买了一辆奔驰E300型车，向北京市交管局申请“一个较方便的车牌号”，理由是“因工作业务的特殊性，经常出入保密性较强的地方”。
2011年7月20日，北京德华创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出，公司将4辆旧机动车更新为新款奥迪，申请“京A”号段的车牌，理由和长青公司类似，“我公司已经并且还要不断聘请中外著名文化人士和专家参与和研讨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为了接待好这些人士……特申请京A号段的车牌。”
不久，该公司得到了两个号牌，一个是“京A”，一个是“京A8”。
2012年6月18日，北京市金梦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购买一辆雷克萨斯后，向北京市交管局提交报告，对车牌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为更好的开展业务接待工作，特申请新车牌为京A开头，数字9结尾，中间没有数字4的牌照”。
中国青年报记者获得的证据表明，经宋建国批出的“京A”牌照，基本流向了公司、老板。
谁能办“京A”车牌
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京A”车牌的发放一直没有公之于众的书面规定，交管局少数领导、车管所所长可以批，宋建国的秘书、司机也能帮人办。
1994年8月1日，北京市启用、换发九二式车牌和行驶证。按公安部相关文件，对北京市车辆注册登记发牌代号给了A、B、C三个字母。北京市按顺序对61万辆（其中包括30万辆小型汽车）机动车进行了核发。
“京A”牌照出现后迅速饱和，重新启用号牌延续成惯例，一些办理了转出、报废手续的机动车号牌可重新启用。
2005年，为规范和严格“京A”号牌发放工作，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制定了《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工作规范》。2011年修订完善形成了《关于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审批程序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个规定报北京市交管局后未获批准，但作为车管所内部规定参照执行。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规定》第二条是“党政机关、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因工作需要办理审批号牌的，须遵守本规定”，但未规定“因工作需要”的具体内容。
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在一份《说明》中称，《规定》提到“涉及工作需要的单位或个人”中的“工作需要”，本意是为了严格京A号牌的审批发放范围，但因该《规定》没有得到批准，因此在执行中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条件。
2002年至2011年任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所长的李长征证实，北京市交管局内部有一个规定，交管局局长可以审批京A8车牌，副局长可以审批京A车牌，作为车管所所长可以审批京A带一个字母的号牌。
按上述《规定》，交管局领导批的车牌一般是通过局办公室秘书科传真给车管所值班室，由专人联系车主确认车辆信息，并通知相关部门办理。
中国青年报记者获得的多份宋建国办理“京A”车牌的批条中，都有北京市交管局办公室秘书科科长王飞的名字。
即使这份车管所内部文件，执行起来也不严格。《规定》第八条称：机动车价格超过100万元的豪华车辆须经审核请示同意后办理，奥迪轿车除外。但所谓同意，有时就是科长王飞同意即可。
据知情者透露，2006年，宋建国出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后，发现到交管局办理京A号段牌照的人特别多，在社会上产生一些负面影响。2006年年底，他提出废除一些规定。
之后，宋建国安排车管所所长、法制处处长和主管车管所的副局长三人，论证废除审批“京A”车牌的可行性。
论证结论是目前废除不了。一是这是多年传承下来的，不能因为换了局长就废除；二是交管局有对上服务的任务；第三，发出去的车牌都是汽车报废收回来的车牌，这一部分数量少，如放入选号系统，易出问题。这次论证的结果就是继续执行特殊的审批政策。于是，宋建国又安排上述三人论证此事的合法性，并请示上级机关。
不久，第二次论证结果出炉，称经论证、请示，审批京A号段车牌既不违法也不违规，理由是：这部分车牌属于报废车牌，放在选号机中易出问题，不如灵活使用发放下去；另外还有对上的服务问题。
但把京A车牌放入选号机会出现什么具体的问题，并未得以明确。相反，这一政策却更加灵活，也就具备更大的寻租空间。
知情人士称，在2007年年初的一次局长办公会上，宋建国通报了上述论证情况，并要求对于京A牌照的审批只能减少，不能扩大，而且要严格、规范审批程序。另外，还要求办公室制定文件，内部掌握。
虽然宋建国到任后严格了“京A”等特殊号牌的审批程序，也曾试图取消这一政策。但是，几经周折之后，他却变成了这一审批特权的受益者，亦或是受害者。
他利用这一特权，先后为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青、北京马桥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文贵等不符合内部要求的人员办理了多个京A牌照。
除宋建国外，还有谁获得了利益
除落实领导批条外，王飞自己也为他人办理“京A”车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出租车司机白晓东通过王飞办理了4副车牌，先后4次给予王飞42万元。
2010年至2012年，王飞帮助陈牧办理4副“京A”车牌，收受好处费85万元。
王飞已因受贿罪获刑。
2014年5月，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原副所长宋海燕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法院认定，2007年至2012年11月间，宋海燕先后担任车管所秘政科科长和副所长，负责接待、核实及转办号牌重启工作。其间，宋海燕为他人办理“京A”车牌提供便利，收受钱款13万元，购物卡40张（面额20万元），以及报销个人费用2.4万元。
2012年，受他人委托，宋建国的司机管某通过宋海燕办理了一副“京A”车牌，获利5万元，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与上述这些人不同，相关司法文书显示，对于“京A”车牌，宋建国不是直接卖钱，更多的是当作人情。一些得到“京A”车牌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和宋进行利益交换。
孙士平是这个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孙的画廊经营某著名画家的画作，从2009年开始，宋建国陆续介绍一些客户去画廊买画，挣得的钱两人平分。
宋建国就任交管局局长之后，就将孙士平介绍给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长青、总经理刘长江兄弟，告诉他们，孙士平是某著名画家的经纪人，从他的画廊买画肯定是真的，能升值等。
2009年4月至2012年4月，刘长青兄弟陆续从孙士平处购买了近百张画，总计近亿元。宋建国分得1218万元。
刘长江在一份笔录中说，他和哥哥一起拜访宋建国时，常听宋建国问他最近又从孙士平那里买画了没有，好像他对我们新月公司到孙士平那里买画的事很关注，还说那个画家快封笔了，让我们多买。他对我们买画的事情这么关心，背后肯定有利益驱使，我们如果不买画，或者不从孙士平那里买画，宋建国都不会满意，自然也就得罪了他。
孙士平的一份笔录称，通过介绍客户买画，宋建国共分得1614万元。这些钱一直保存在孙士平处，买和田玉、手表、给儿子开饭店等各种开销支出963万元。
失去自由后，宋建国开始总结自己的教训。在2014年10月15日写下的《悔罪书》中，他说：“最大的祸根就是汽车牌照的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以牌照换利益。我刚到任时就意识到牌照敏感，社会关注，不加强管理迟早会出事。”
宋建国当然知道车牌的敏感。一次，宋建国的妹妹买了一辆大众途冠轿车，宋建国让她找秘书王飞上个好点的牌子，最后挑了一个“京A0”。手续办好后她把车牌号短信给宋建国。宋建国立即回电，生气地说：“你要是想让我死就用这个号！”最终，换了一个普通的“京A”号牌。
宋建国在《悔罪书》中说：“我也曾努力欲废除人为审批。由于某些原因没能实现，而且竟出在自己身上，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必定要出问题，出大问题。”
2011年12月，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对重新启用号牌管理规定再次修订，并向交管局领导汇报。宋建国表示：因涉及上级部门，需要在执行中给予配合、支持，待沟通取得认可和理解后再启用。
此时，距他卸任交管局局长正好一年，离他失去人身自由还有两年零4个月。
本报北京5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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