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否提高农民的门槛

    最近，陕西省给第二批182人颁发了“新型高级职业农民”认证资格证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赞扬者，认为这是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的有效举措；也有批评者，认为不应该给农民设置门槛，更不该借此搞利益输送。

    笔者认为，对待一个新生事物存在争议很正常，问题在于社会对农业和新型职业农民的认识还存在诸多偏差和误解，如果我们不从认识上取得一致，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环境就难以形成。未来谁种地的问题就难以落实。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不可替代意义。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又不能不谈。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老龄化和空壳化趋势加剧。对农业的影响突出表现就是撂荒、复种指数减少、农民的农产品市场贡献率下降、农业科技推广遇到了需求不足的障碍。为了满足人们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在一些地区追求掠夺式的高产出，而更多的地区则因老年人力不从心以及农业劳动力后继乏人而导致粗放经营。正是在此背景下，“未来谁种地？”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新型职业农民的提出，是破解“未来谁种地”问题的战略选择。新型职业农民的好处可以列举很多，有几点是大家的共识：如新型职业农民是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细胞，无论是合作社、农业企业，还是家庭农场或承包大户，都是要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新型职业农民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力量，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工业思维的农业生产方式都难以适应可持续农业的要求，目前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农产品质量的担忧，都要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来解决。老农民、传统农民和兼业农民是难以充当现代农业主体的。此外，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的组织形式以及优秀农业文化等，离开了新型职业农民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其次，谈谈农业资格准入制度。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祖祖辈辈种地，而如今还没资格当农民了吗？当农民需要门槛吗？这些疑问有些是来自对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的误解，有的则是来自对农业生产状态不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现代农业的基础，它不排斥、也不忽视传统农民的存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新型职业农民比传统农民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传统农民只需要对家庭负责，新型职业农民则要求对消费者负责、对生态负责、对土地负责，对后人负责。在破坏手段极强的今天，没有一个稳定的特殊群体负责对耕地、环境的可持续建设和保护，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不能用传统农业思维认识今天的农业和农民。消费者需要农产品安全，社会需要保护生态，人类需要当代人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永续利用的土地，这些责任不能靠老农民或短期行为的工商资本来承担，而是赋予给新型职业农民的新责任。可以说，如今的农民，特别是承担着规模化经营的市场型农民，负有比其他群体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关怀他们、为他们的成长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通过认定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府支持的有效性，是十分重要的。未来的农民不仅要有证书、有门槛，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责任的扩大门槛要越来越高。

    传统社会谁都可以当农民，现代社会当农民的则必须有条件，这是当今社会特点所决定的。目前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趋势特别迫切需要实行农业的准入制度。只要关注农业，就会发现，现实中大规模承包农民土地搞规模经营的人大都没有农业从业资质，他们不同农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掠夺地力、污染环境、搞非粮化、非农化，擅自改变农地的用途。有些地方奉行“有奶便是娘”的行为原则，权力与资本结合制造大量规模化荒地，对国家农业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因此，迫切需要实行规模农业的资格准入制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农民的”。农业资格准入制度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具有新型职业农民的资格。通过界定新型职业农民，不仅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提供经营主体资格，也为政府支持农业提供准确目标。目前的支农资金使用效果主要受支持主体模糊的影响，一些没有经营农业能力和意愿的人，以各种名目套取支农资金，一些惠农项目也往往因为农业经营主体不清，而限制其效益发挥。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