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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主任席小华
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的未成年被害人在受到伤害后，心理上往往会留下阴影。如果不能及时给予保护和救助，这些昔日的被害人极有可能变成新的犯罪人，救助被害青少年不能再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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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社工服务两年了，高翔还没遇到过如此“棘手”的情况。
那是2013年，北京学院路的一家饭店，两个未成年人——17岁的小新和小炎都在店里打工。因为小炎盛饭时插队，两个小伙子从店里吵到了店外。最后，小新拿出水果刀刺向小炎。几个小时后，一个人进了医院急救室，另一个进了看守所。
高翔就是那个时候随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介入此案的。按常理，他要服务的对象是犯罪青少年小新，和小新聊天时，他发现这个少年悔意十足，“我知道错了，特别后悔，我刚来北京打工时间不长，因为冲动干了这么一件事，我父母肯定特别着急……”
工作推进到这时，波折出现了。小新的母亲在一个周末的夜晚，急匆匆地打来电话，电话那头，她嚎啕大哭，“简直是不让人活了，他们家（小炎家）一开口就是30万，我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呀……”
到底怎么回事？高翔决定去小炎家看看。在郊区，一处由简易材料搭成的窝棚就是小炎的“家”。窝棚里，小炎的母亲“蓬头垢面”，不停说着胡话，不远处的小炎面色冷冷地盯着高翔，“眼里都是恨意”。
一旁的小炎二姨长叹一口气，告诉高翔，小炎当晚被扎伤，肠子都露出来了，17岁的小炎自己拖着肠子去了医院，因为手术需要直系亲属签字，他愣是等了四五个小时。后来赶到的小炎母亲“因为这事儿已经疯了”。
这件事让高翔感觉格外“难过”，他清醒地认识到，作为青少年事务社工，其服务对象决不能简简单单限定于犯罪青少年，那些受到伤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同样需要救助。“一个是犯罪嫌疑人，一个是案件被害人，都需要社工根据不同的需求提供服务，为的是他们均向好的方向发展，为的是看到他们今后灿烂的笑容。”
恢复被害青少年的社会功能，从社工的努力开始
回到自己工作的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高翔开始制定详细的救助方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搞清楚小炎的“恨意”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警官、小炎本人、小炎的亲属……多次走访沟通后，高翔和同事认为，小炎家之所以会提出30万元的赔偿其实“情有可原”：小炎因为这次受伤未来无法再从事体力劳动，这对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少年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小炎的母亲因此事疯掉，家中没有了经济来源，现在就连去医院复查的钱都凑不出。若是要等赔偿，还得等到判决生效，这对小炎的治疗来说十分不利。
找准需求后，高翔决定对症下药。他通过事务所的资源，先为小炎后续治疗寻求爱心企业家经济上的支持。接着，他频频走进小炎的家，陪着孩子聊天。高翔心里很清楚，此刻的小炎“很脆弱、很绝望”，他不断地鼓励这个重伤未愈的孩子，“你现在身体也在慢慢恢复，你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一定要相信自己，你还有美好的明天”。
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头上的安慰。见小炎慢慢接受自己，高翔把事务所平时联系紧密的帮教学校的信息告诉小炎，建议他进入学校学一门技术，“重建自己的生活”。
开庭那天，两个昔日拔刀相见的少年再没了嚣张和戾气，小新哭着向小炎一遍遍道歉忏悔。听着小新的话，小炎使劲儿压抑自己的情绪，在最后，红着双眼重重地点了点头。
旁听席上的高翔眼眶也有些泛红。
“由于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在遭受犯罪后，会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尤其会在心理上留下阴影，如果不能及时地给予保护和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就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法报复加害他人、国家或社会，进而转化为新的犯罪人。”高翔的导师——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主任席小华说。
基于此，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在我国率先对这一领域展开探索。自2012年以来，事务所已救助帮扶60名被害青少年，帮助他们摆脱被伤害的情绪、努力消除事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恢复社会功能。
在席小华这名青少年事务社工领域的专家看来，高翔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旦发生，涉罪青少年以及被害青少年每一方都需要社工针对他们的需求提供服务，引导他们改变不良情绪、不良认知以及不良行为习惯，帮助他们搭建好社会支持体系，从而恢复社会功能，重新过上稳定的生活”。
除了被害青少年，需要“救助”的还有亲人
在小炎家开展救助服务时，高翔的视线并没仅仅停留在小炎一个人身上。事实上，在他的规划里，小炎的亲人“同样是需要救助的对象”。
头几次去小炎家了解情况时，高翔就发现，孩子的母亲生活不能自理，唯一的长辈二姨态度很消极，不仅多次强调赔的钱不能少，语气里“也都是愤怒”，让高翔觉得有些“不通人情”。
于是，在和小炎进行沟通的同时，高翔也悄悄找到二姨。他放慢了语速，向二姨一遍遍道谢，“谢谢她在小炎和母亲这么艰难的时候站了出来”。道完谢，再跟她讲，“要想小炎走出眼下的困境，一定离不开亲人的支持。无论如何，希望二姨能给小炎多一点鼓励，不管是案件方面还是情绪方面，这对孩子来说都很重要”。
说这一番话并非心血来潮。高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很多未成年人被害事件中，被害青少年的父母往往也遭受到了“伤害”，“不是身体上的伤害，却是精神上的伤害”。
这不难理解。高翔解释说，相比于心智还不够成熟的孩子，父母总是更能认识到这件事可能对自己孩子甚至对全家人造成怎样的影响。如果影响恶劣，父母的情绪稍不注意就会转嫁给孩子，“那种内心的悲伤愤怒对孩子其实是一种间接的伤害”。
曾经，这个90后社工面对过一起强奸案。受害青少年是个不满14岁的女孩，因为不懂事，孩子在发生这件事后情绪并没有太大异常，可女孩的父母——两个来自河北农村老实巴交的农民对着高翔又哭又闹，“她还这么小，就出了这样的事情，传出去还怎么活啊？”
仔细一问才知道，自从女孩发生这件事后，母亲天天在家以泪洗面，父亲也不给女儿好脸色。“在被害人受到伤害后，需要直系亲属尤其是家长的关怀，如果父母给子女消极负面的暗示，哪怕只是一个眼神或手势，都容易给子女留下心理阴影。”高翔表示，父母总是喜欢想“这事儿要是没发生该多好”，可事实上，被害青少年已经受到了伤害，与其自怨自艾，不如想想该怎么帮助孩子发泄出不良情绪，引导孩子重回正常生活。
和这对情绪接近崩溃的父母沟通时，高翔再一次放平语速，一字一句地说：“你的情绪我特别能理解，可你们现在这样很容易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更可能损伤亲子关系……”
半年的时间里，实地探望交流、电话沟通……从一开始愤怒激动的语气到后来主动谈起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高翔发现，这对父母变了，“他们其实也受到伤害了，社工需要做的就是陪伴和鼓励，让被害青少年的亲人学会正确处理负面情绪和负向认知，让他们和孩子都能重回正常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