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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剪着“蘑菇头”短发的小女孩，今年1月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社会创新奖”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特别表彰奖。
这个小女孩叫“安安”，到6月1日，她刚满两岁。
“安安”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女童保护”项目的官方标志。“六一”前夕，这一公益项目召开两周年发布会，公开了获得联合国奖项背后的故事和经验。
行走22个省区市，惠及20多万孩子
“‘女童保护’，一听就让人心头一热。山区贫困地区的孩子是弱势群体，容易受侵害的女孩子更是弱势中的弱势。所以我们要看到她们，帮助她们！”在发布会上，著名主持人敬一丹通过视频发出呼吁。
近年来，儿童遭受性侵案件的频率攀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2年，“女童保护”项目志愿讲师李禹潼曾采访过一名一年级的女孩朵朵（化名）。她在上学途中，被一名年轻男子强行拖到树林中性侵，导致下体大出血。在医院，李禹潼问小女孩：“你恨他吗？”小女孩天真地回答：“我和那个叔叔是朋友，要保守秘密。”
“这让我很心痛。”李禹潼说。
“最初，我们就意识到，给孩子讲防性侵课没有权威的教案。”“女童保护”项目负责人、发起人之一孙雪梅说，“有的地方教育部门、教师比我们更早注意到防性侵教育，但都没有形成更大规模，症结就在这里。”
2013年，“女童保护”项目的志愿者们，开始了对国内外儿童防性侵经验调研、专家访谈征求意见的“攻坚战”。
“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之一、教研部负责人权敬介绍：“教案的撰写，经过了20多名一线专家的数轮修订、40多次修改，其中包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雪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这一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儿童防性侵教案小学版”，已于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网上公开发布。
这群以女青年为主体的志愿者，一路得到了众多无偿无私的帮助。
2013年9月，孙雪梅、汤瑜两名志愿者到云南开启“女童保护”第一课，需要临时加印防性侵宣传折页，“误打误撞”打电话认识了云南大理的律师茶金华。
“那一天，夜已经很深了，还下着大雨，他开车带着我们两个女记者去找一家残疾人开办的印刷厂，给我们最低价加急印刷。”孙雪梅说。
2013年9月4日，她们赶到云南大理漾濞县漾江镇双涧九年制学校，开始了“防性侵教育”第一课。听课的是五六年级学生，男女生各20名。
“在互动环节，从最初的害羞说不出口，到大声拒绝不喜欢的触摸，孩子们很勇敢。他们还站上讲台，分享学习到的要点。”孙雪梅回忆说。
今年“六一”前夕，茶金华给“女童保护”项目写来了一封信：“我刚刚为一个遭遇性侵的山区小女孩打官司，因为这个孩子的遭遇，气得发抖。我想申请成为志愿者，在云南普及防性侵常识。”
在女童保护两周年发布会上，孙雪梅发布了最新数据：自2013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底，“女童保护”已在北京、山东、浙江、江苏、吉林、湖北、贵州、云南、广东、黑龙江、广西、安徽、福建、甘肃、四川、重庆、河北、辽宁、山西、河南、宁夏、天津等22个省区市相继开课。
两年来，“女童保护”的志愿者已进入学校直接面对54095名儿童上过“防性侵教育一堂课”，发放“守护童年”宣传折页24302份，防性侵手册57930份。
“把钱花在刀刃上，一个支点撬资源”
相对于全国范围的普及面，“女童保护”的公益支出却一直很低。
自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女童保护”的公益支出仅13万多元。其中，2013年支出1.5万多元，2014年支出11万多元。
根据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委托中通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上述时间段内，“女童保护”项目收入合计673797.56元，支出合计132863.46元。（2015年1月1日起的收支在2015年年底审计，不计入上一年度审计。——记者注）
一个全国性公益项目，为何支出这么少？
“我们很珍惜善款，要对捐款人负责，千方百计省着花，把钱花在刀刃上。”孙雪梅说，此前项目核心工作成员都是无偿的志愿服务，“大家想花尽可能少的钱，做尽可能多的事”。今后，为了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为了鼓励更多人去讲课，对讲师等志愿者会有一定补贴。
“在全国各地开课的同时，我们以成熟讲师对接地方团队、大学生支教团体，培训有质有量的讲师，满足地方需求。”“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之一、公关部负责人梁超说。
她介绍了“女童保护”与地方志愿者对接的基础模式：各地志愿者团队通过微博和微信平台，与“女童保护”公关部联系后，须与项目签署正式合作协议，才可以在当地以“女童保护”地方团队的名义开展活动，联系有关单位。
作为一个运行两年的公益项目，“女童保护”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点对点”开课模式，而是探索出了“用一个支点撬动资源”的新模式。
“和我们对接的有地方妇联、社会公益机构志愿者、教育部门、关工委、公检法司部门等。”梁超说，“我们提供对讲师的网络培训、标准教案和PPT，由上述地方部门自行出人力、费用，进校园上课。有的地方需要大量宣传册及折页，我们就提供电子版，地方自行出资印制。这都大大节约了我们的人力和资金支出。”
她举例说，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检察院和“女童保护”签订协议、接受培训后，今年“六一”期间就在辖区校园开展“女童保护”防性侵巡回宣教活动，活动中发给孩子的礼品均由该区司法局提供。
“最典型的成功案例在江苏淮安。”“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之一、讲师安薪竹说，“淮安市妇联作为儿童保护的牵头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江苏省淮安市妇联副主席谢谢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淮安是传统农业大市，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大批留守流动儿童。在这个大环境下，淮安市委市政府创新提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让妇女儿童脸上先有笑容’的工作理念。”
2014年5月底，淮安市妇联启动“春蕾计划—护蕾行动”。同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通过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向淮安市提供1万册《守护童年》读本。
“读本受到家长和儿童的欢迎，但提升全社会关爱和保护儿童的意识，靠发放读本和自编课件远远不能满足。我们不仅需要宣传手册，需要专业知识指导，更需要受过专业培训的老师走入乡村社区学校。”谢谢说。
2014年11月，淮安市妇联与“女童保护”签订协议，联合开展儿童安全活动。
用社会组织的专业知识撬动政府大力支持，是“淮安模式”的第一个亮点。
““女童保护”项目不仅提供教案，还负责培训淮安地区讲师，讲解教案形成、重点、难点、要点，确保教案不变形、不走样，避免当地讲师上课时用词不当对女童心理产生负面影响。”谢谢说。
安薪竹等讲师的食宿交通、给学生印刷手册的资金都由淮安妇联提供。
淮安市妇联儿童部部长潘爱芹介绍，到目前为止，儿童安全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课堂等“四进”活动已开展40场次，两万多名儿童和家长直接受益。
保护孩子，打破“九龙治水”的瓶颈
早在2013年9月24日，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四部门就共同发布了《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要求科学做好预防性侵犯教育，但在一些地方，“九龙治水、治不好水”是一个难题。
多部门联动，打破“九龙治水”的瓶颈，是“淮安模式”的第二个亮点。
2015年4月23日至25日，淮安市妇联联合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家庭教育研究会，连续举办了3次“儿童工作暨‘女童保护’项目培训班”。安薪竹就是授课者之一。
第一天，被培训的是140名各县（区）妇联分管主席、儿童部长、乡镇（街道）妇联主席。第二天，听课的是来自全市各小学、幼儿园的270名老师。第三天，听课的是120名志愿者和家长、32名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小学员。
“志愿者中有检察官、法官、医生、律师、心理咨询师、大中小学教师……这种打破部门格局联动的做法，在我们和地方的合作中还不多见。”安薪竹说。
淮安市教育局副局长薛祝其在培训班上讲话：“各位学员要结合学校实际开展活动，准确把握好教育活动的度和量，安排‘女童保护’项目课程，实现与安全教育、健康教育和启蒙教育的有机融合。”
淮安市妇联主席顾晓芳指出，这样的局面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淮安市在儿童安全方面的多年谋篇布局。她用12个字概括当地的儿童安全守护工作格局：“党政主导、部门联动、社会支持。”
2013年，淮安市妇联以提案建议的方式，推动市委、市政府牵头实施儿童安全守护行动，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出台行动实施方案，教育、公安、卫生等20个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同时，淮安市将这一行动列入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予以督察推进。
“六一”前夕的5月28日，淮安市政府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王红红赴洪泽县东双沟小学观摩女童保护课堂。她现场点评：“希望各级政府、部门和学校要始终坚持儿童优先、安全优先的原则，以实施儿童安全守护行动为载体，为广大儿童的健康成长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希望通过多维度、立体化、全方位的学习培训，使广大妇联干部、学校教师和志愿者获得专业的儿童保护知识和技能，并向广大家长和社会传播，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安全保护伞。”顾晓芳说。
两年来，这个项目的深度影响力，从课堂发端，已走向社会。两年来，发放防性侵手册总数已超过20万份。
“女童保护”项目联合专家团队，对教案和培训单元不断优化修改，对儿童、教师和家长发放调查问卷，形成了独立的调研报告。“2014年性侵儿童事件平均每天曝光1.38起”等数字引发全社会关注。
2014年、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女童保护”项目联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召开座谈会，呼吁政府部门应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废除刑法中的“嫖宿幼女罪”。
“每当看到或者播报到有儿童遭遇性侵的新闻，都感到非常痛心。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保护他们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在“女童保护”两周年发布会上，央视主持人欧阳夏丹、鲁健、撒贝宁，香港明星曾宝仪等通过视频，对“女童保护”表达了祝福，希望更多人加入保护孩子的行列。
同时，“女童保护”项目推出了主题歌《守护童年》，联合出品了以儿童性侵案件为主体的电影《如果树知道》。
梁超最近感觉有点应接不暇：“各地寻求与‘女童保护’合作的团队和个人最近井喷式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我们的努力，想加入我们。”
同样“井喷”的，还有公益捐赠。
孙雪梅介绍，2015年至今，通过支付宝钱包的小额公益捐助已有100多万元。“特别让我们感动和震惊的是，这笔巨额款项大都是网友们5元、10元累加而成的。同时，由于今年各地的开课大幅增多，项目支出也会大幅增长”。
她介绍，“女童保护”计划持续与各地妇联、教育局等部门通力合作，争取“集中成片”地开展培训，增加成熟的志愿讲师巡讲。
除了联合国奖项，“女童保护”满一岁后，还获得了5项奖励：第三届“中国社会创新奖”优胜奖、CCTV年度法治人物评选“最具网络人气奖”、2014安平中国·北大公益传播奖“传播行动奖之新锐奖”、“2014年北京市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优秀项目”，北京最美慈善义工奖团体提名奖。
“这是对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的肯定和鼓励。”孙雪梅说，“我们期待全社会合力，尽快推动儿童防性侵教育常态化。”
本报记者 庄庆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