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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高考监考已经有好几年了，近两年一个明显的感觉是：高考监考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精细化。究其原因，有决策者的前瞻性思考，有考生及家长的反馈，也有作弊手段升级的倒逼。有时我们也不能责怪规则太严苛，甚至不近人情，这都是作弊团队与监考规则相互“较量”的结果。
前几年，监考员由本县或市区不同学校的教师组成，后来有些地方发生群体舞弊案，甚至涉及教育行政干部。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决策者制定异地互换监考制度，虽然增加了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但是把集体舞弊发生的几率降到最低，符合“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宗旨。主考、监考员无规律跨区流动作战，人脉“关系”不便施展，再加上各行政区本身就暗中存在高考质量的较量，谁也不愿意看着异地的考生通过舞弊“考”出好成绩，从而将自己的学生比下去，这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制衡。这种举措克服了本县监考一家亲“外御其侮”的局面，增加了不轨操作的难度。
除了自上而下的联手舞弊通过异地监考得以遏制外，现在流行的替考，只要不是有预谋、大规模的舞弊，也可以适当解决。
替考舞弊从高考报名就开始造假。除了姓名和身份证号是被替考者的，其他如指纹、头像等都是替考者本人。这就有两道报名审核关口：一是应届高中生在学校报名，二是社会考生在当地招办报名。如果是在学校报名，班主任就是第一关：本班学生高考照相、体检不应该混有外人，包括后来的材料公示、签字，到准考证发下来，如果有问题，负责的班主任应该能查出来。但是如果舞弊团队连准考证和身份证都造假，班主任就无法识别了。而且，因为考场分散，班主任也不可能亲自把本班所有的学生送入考场。如果是社会考生报名，身份审验难度就比较大了，毕竟社区、街道工作人员不可能认识辖区所有的户籍成员，当地招办最后的把关就不易做到精准，在这个过程中就有操作的空间。
如果身份证和准考证造假，那么在进入考场的最后一关，监考员多凭肉眼识别。如果头像是“枪手”本人，考场又是不同学校的考生汇聚，监考员则无法辨别。这一关通过了，再想甄别替考者，无疑是大海捞针。
北京市注意到单凭肉眼识别存在的漏洞，在今年高考期间运用身份证识别仪严查替考舞弊。如果能扩大身份证识别仪的使用范围，也会大大降低替考的几率。
除替考外，还有一种就是无线电信号作弊。以前某地规定，所有考生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律不能穿戴任何金属性的东西，只要探测仪响起，即不能入场。这些都是治标的方法。
治本的方法在于耳朵这个部位。无论无线电作弊信号从哪里发出，也无论考生将信号接收器伪装在哪里，都有一个不变的终极途径——信号最终都要通过耳蜗将答案传给作弊考生。
随之而来，技术部门又研制出“监考大师”——无线电信号探测仪，一旦考场内有人使用隐形耳机，探测器信号灯就会发红并预警，还可以追踪信号，迅速定位作弊考生。与之对应，隐形耳机“研发者”一直在试图突破信号屏蔽障碍，“研发”出反屏蔽无线隐形耳机、超屏蔽隐形耳机，迫使技术部门必须不断更新升级监测系数。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推进人类进步，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考试作弊不法者大量运用高科技，冲击与挑战监考质量。
在耳朵之后，眼睛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高地？不法者利用高科技隐形眼镜，将答案做成文字、图片形式，通过信号接收，作弊考生能够在眼前看到答案。在技术手段上，这已经有实现的可行性。
我不知道，如果考生的眼和耳都被监测后，不法分子是否还可以想出更令人惊诧的招数。
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技术的漏洞永远客观存在，正如再严密的电脑程序，都有恼人的BUG（漏洞）存在。正如我们在观看教育部考试中心录制的防作弊培训视频中最后指出的那样：国家教育考试中，监考流程升级与作弊手段变异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能放弃。
（作者为河南省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