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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课题组获取首份中国抗生素使用量和排放量清单，预测得出全国58个流域的“抗生素环境浓度地图”。去年12月，央视曝光全国主要河流部分点位都检出抗生素，甚至南京居民家中自来水也有检出。前引报告显示，预测珠江流域抗生素排放密度全国最高，其抗生素环境浓度仅次于海河。（《南方都市报》6月18日）
抗生素本身的确是医学史上的重大进步与发明，在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然而，再好的药也不能当饭吃，抗生素也同样不例外，对于国内河流中的抗生素药物浓度远远超出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了。比起医疗抗生素的滥用，从环境与食物中微量摄入抗生素的确只是“毛毛雨”，多半不会直接影响到健康，但这并不意味着“江河吃药”没有任何负效应。抗生素使用的不节制甚至滥用，不仅会激发抗药性，一旦抗生素在包括水体在内的环境中暴露并超标，更意味着将危害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破坏微生物生态平衡，从而导致环境危机。
引发极大恐慌的“超级细菌”即“多重耐药菌”的出现，已被证明与环境中抗生素污染并杀死微生物群落有关。当环境中的抗生素出现生物沉淀与积累，一些流域中的鱼类和生物同样检出抗生素超标，“江河吃药”对于生态物种的负面影响，以及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这种危害显然不能被低估。
“江河吃药”，究竟是谁在“喂药”呢？国内的抗生素滥用，难辞其咎。污水处理、畜牧养殖排放、制药厂和医院以及农业用药等，作为抗生素污染的重要源头，应该并无悬念。而且，抗生素污染的隐蔽性以及对这一污染源的惯性忽视与治理缺位，恐怕同样是导致“江河吃药”的重要因素。
欧盟的“海神项目”早已在欧洲范围内获取大量调研数据，以了解水环境和水资源中药物和个人护理品的残留情况；美国环保署则于1999年就开始了该领域的研究，并加强对药物和个人护理品污染的重视与治理。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也应当拿出有力度的举措来。
武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