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三叠

    导读

    北宋“帝师”宰相王安石曾以“哲学王”气势倡导官学“荆公新学”，但他并不压制和排斥民间思想，程颢和程颐兄弟在民间主持嵩阳书院便是显例。两宋期间，思想自由，民间书院蜂起，据说先后有711所。自嵩阳书院定调，两宋书院都坚持一种开放的“会讲制度”，即邀请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的学者前来会讲交流，从而形成与“百家争鸣”“魏晋清谈”前后辉映的“书院会讲”时代。公元1175年，著名学者吕祖谦为了调解朱熹和陆九渊的学术争论，出面邀请两派学者同往信州名胜鹅湖寺聚会论学，这便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头脑风暴，思想共和，气象雄阔，垂范千古。

-------------------------------------------------------------------

    一、会前掠影

    南宋淳熙二年五月十六日（公元1175年6月6日），崇安县（今属福建）五夫里朱熹寓所。

    吕祖谦（字伯恭）在这里盘桓已有一个半月。此前不久，他与朱熹（字元晦）商议，由他发起，邀请朱熹师生与陆九渊（字子静）兄弟来一次会晤，共同探讨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地点选在铅山（今属江西）鹅湖寺。今天，朱熹与弟子蔡元定等七人，一方面送他们师生出闽，一方面同赴鹅湖之会。

    祖谦是三月二十一日（4月13日）从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出发赴闽的，一路与随行弟子潘景愈揽胜访友，四月初一（4月23日）抵达五夫，朱熹让出书斋供其起居。朱熹、吕祖谦与张栻（号南轩）并称“东南三贤”，但张栻远在潭州（今湖南长沙），谋面为难；崇安与婺州相去较近，往还略多。按原先之约，朱熹该去婺州与祖谦会合，再联袂出游天台、雁荡。但他正以闲职居家治学，且屡辞朝廷的差遣任命，为免遭非议而不便履约，吕祖谦决定入闽往访。

    40余天里，两位大学者的学术活动频密紧凑而卓有成效：其一，讨论考定了《蓝田吕氏乡约》，成为乡约里规的范本；其二，分类选编周敦颐、张载与二程的治学修身要语，辑为理学入门经典《近思录》；其三，商讨删节《程氏遗书》编为《程子格言》事宜。

    《近思录》是在寒泉精舍编定的。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建阳（今属福建）寒泉坞给亡母庐墓，为方便自己著述与弟子问学创辟了精舍，这是他亲创书院之始。早在乾道元年（1165），张栻受聘潭州岳麓书院，后自创城南书院，光大湖湘之学。稍晚一年，吕祖谦也在故里创办丽泽书院，成为金华学派会友讲学的根据地，还制订了现存最早的书院规约。乾道八年（1172），陆九渊在家乡金溪（今属江西）改私宅槐堂为“讲学”之地，培养出杨简等首批陆学弟子，号称“槐堂诸儒”，槐堂也有书院性质。

    宋代书院独立于官学之外，毋须向官方价值输款效诚，为思想学问的自由探讨留出了一方净土。“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与胡瑗最先借助民间书院开辟出讲学育人的新平台；其后濂溪书院之于周敦颐，嵩阳书院之于二程，留下了宋学开宗立派者与书院声气相通的诸多佳话。南宋孝宗时期，与经济重心南移定局相呼应，经新一代宋学大师的合力推毂，一度沉寂的书院再次生机勃发，也为宋学诸家构建独立体系提供了学术空间。在南宋书院分省统计榜上，江西、浙江与福建稳居前三，并非巧合的是，鹅湖之会的三方恰来自这三大区域。

    在40余天里，吕祖谦对朱熹为学博大精深、为人自律严格深为折服，但对他专崇程学却似保留。自北宋中叶起，为应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动，思想学术界致力于新儒学的重构。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等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与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司马光代表的朔学与三苏为代表的蜀学，共同造就了宋学第一高峰期。宋高宗南渡，尊崇二程洛学，程学遂为大宗。宋孝宗继位，内心虽不喜士大夫“倡为清议之说”，但言论环境却较高宗朝宽松，加以内外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长足发展，他在位期间（1163—1189）遂成宋学第二高峰期。作为程氏之学的当然领袖，朱熹正不遗余力地推进程朱理学的最终完型。与此同时，以陆九渊为首的心学与朱学构成理学内部的双峰并秀；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与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都强调事功，统称为浙东学派，与朱、陆两派骎骎然有鼎足之势。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宋学各派同中有异，各执一词，迫切需要创造一个相互切磋、平等论难的氛围与机缘。

    在当时学术格局中，就角色定位而言，吕祖谦似最独特。作为浙东学派中婺学领袖，他与永康学派领袖陈亮因绍兴末同赴漕试而交谊笃挚，陈亮后来多次赴明招山论学，自称祖谦于他“无所不尽，箴切诲戒”。永嘉学派领袖叶适年方及冠，就往谒祖谦，留下“秋夜共住明招山”的美好记忆。因年齿最长，且为人谦厚，在浙学三巨子中，吕祖谦俨然最具号召力。在浙学、朱学与陆学的鼎足关系中，他与朱熹因父辈“契旧之故”，可谓世交，早自绍兴末就“面论肺腑”，甚至去函婉劝朱熹“当于矫揉气质上做工夫”；而朱熹则命长子朱塾赴婺州从祖谦学习，嘱其“事师如事父”，足见两人交情非同一般。说到心学派，祖谦是陆九渊省试进士的考官，有识拔之功，在其后论学中也称他“功夫甚有力”；与其兄陆九龄也有交往，虽认为其“所学稍偏”，但“甚有问道四方之意”。由此看来，能在朱学、陆学与浙学中起调停斡旋作用的，吕祖谦确是不二人选。他或许也意识到学术关系网中自己独特的角色定位，兼之其为学好取人之长，为人好道人之善，希望朱陆异同“会归于一而定其适从”，便动议这次聚会，而朱陆两家都欣然附议。今天，朱熹师生能与他共赴盛会，与陆氏兄弟相聚切磋，是既“甚觉有益”，也深感快慰的。朱熹早闻陆九渊大名，也略知“脱略文字，直趋本根”的陆学主张，但认为这“全是禅学”，遗憾迄未识面，不能“深扣其说，因献所疑”，故对鹅湖之会也颇有期待。

    吕祖谦入闽，是从婺州出发，经龙游县城抵衢州州城，再西南行至江山（今属浙江）县城，然后南下过仙霞岭，一路山行，进入福建地界，过鱼梁岭，经浦城（今属福建）县城，转入崇安县界，抵达五夫。这一通道就是晚唐黄巢入闽开出的仙霞路。而朱、吕相携出闽，却走另一条通道。他们从五夫启程，经崇安县城北上，过分水舖（即今分水关），越武夷山，进入信州铅山（今属江西）县界，然后径抵鹅湖寺。五月二十一日，过武夷山响石岩时，朱熹兴致盎然，挥毫题名，一行九人刻石留念。

    接到邀约，陆九渊兄弟也准备登程。金溪陆氏是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以家规严格闻名于世，九渊有兄长五人，多倾心儒学，他与五兄陆九龄（字子寿）最知名，时称“江西二陆”。九龄年长七岁，二陆虽都强调发明本心之说，但九龄不及其弟坚执彻底。就理学体系言，朱陆异同颇多，这次晤会只能聚焦于“教人之法”。但这一问题，陆氏昆仲也还未统一认识。九龄说：“这次集会正为学术异同，我们自己先不同，怎能期盼鹅湖之同呢？”便与九渊辩论到很晚，才感到弟弟在理。次日，九渊让兄长再抒己见，经一夜深思，九龄认为弟弟之说甚是，便吟诵了自作新诗，表达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提孩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沈。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诗意很明确：人从孩提时就爱其亲，长大成人便知道尊敬长辈，孔孟圣贤自古相传的就是这种仁义本心，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营筑伦理的楼室，从未听说没有根基能成高山的。过分留意繁复的传注，反会堵塞发明本心的路径，着意于细枝末节也会失去根本。最末表示，将珍惜鹅湖之会上友朋的切磋，须知这将是至乐的境界。九渊以为诗很好，但次句略有未妥。九龄追问：我说到这地步，仍说未妥，还要如何说？陆九渊说：“不妨一面起程，在路上再和你诗吧！”于是，二陆与弟子朱桴等一行六人出发，由抚州（今属江西）入信州（治今江西上饶）地界，经其州属县贵溪、弋阳（今均属江西）进入铅山县界。

    二、会间留真

    在南宋书院活动中，有一种“会讲”。按朱熹之说，即是“会友讲学”，按张栻之说，即是“会见讲论”，大体是不同学派或不同论点之间的学术交锋或学术讨论。书院史上最早的会讲应是乾道三年（1167）秋天的岳麓之会。这年，张栻邀约朱熹率弟子赴潭州，在他主持的岳麓书院就太极之理等 “相与思绎讨论，以毕其说”，这是朱熹的考亭学派与张栻的湖湘学派一次全面的学术交流。鹅湖之会也是会讲，唯其地点不在书院，而假座于佛寺。

    吕祖谦将各方邀至信州铅山，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据中唐卢纶《送信州姚使君》诗，“铜铅满穴山能富，鸿雁连群地亦寒”，那时信州虽有铜铅之富，其地却仍冷僻。南宋新辟抚州到信州的陆路通道，这里便成交通要地。《舆地纪胜》论其地位说：“福建、湖广、江西诸道，悉出其途。昔为左僻，今通要。”信州实现了从左僻到繁荣的转型：“当吴楚闽越之交，为东南望镇”。祖谦的岳父韩元吉有《修城记》说：“其地控闽粤，临江淮，引二浙，隐然实冲要之会。山川秀发，人物繁夥。”

    吕祖谦熟谙信州，不仅是其交通要冲的关系。绍兴后期，韩元吉寓居信州，祖谦曾前往亲迎其长女为妻室，而后又隨妻归省岳父。他留有信州绝句七首，其一说：

    春波无力未胜鸥，夹岸山光翠欲流。

    若使画成惊顾陆，更教吟出压曹刘。

    当地的美景，如能画出将令顾恺之与陆探微大为惊叹，倘若吟成更使曹植与刘桢为之倾倒，也足见他对信州风物的由衷好感。

    鹅湖寺所在的铅山县，地处州城西南，以盛产铜、铅而原置有铅场，南唐前期才设县；北宋初年平南唐，以矿冶之利而直属朝廷，后划归为信州属县。安史之乱后，这里未经战乱，安定太平的当地景象也见诸晚唐绝句：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埘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社日村居》

    诗人白描了鹅湖山下春社那天的山村小景，庄稼喜人，鸡豚满栅，蚕桑宜时，树影欹斜，“半掩扉”既点明了环境安宁，也衬托了民风淳朴。

    关于鹅湖山，宋史名家邓广铭有一段融化考证的生动描写：

    稍远处有一座山，山脉是从福建境界蜿蜒而来的，绵亘凡百余里，这里的主峰名叫鹅湖，是铅山境内最负盛名的山，从这山可以东望怀玉山，西瞰象山，北眺灵山，而峰顶积水成湖，是这山上的特别景致之一，也是这山被称为鹅湖的由来。在这峰顶积水中，有许多荷花生长着，因而在古代，这山本是叫“荷湖山”的。当东晋定都于建业的时候，有雌雄双鹅飞来在这湖水中游泳，且在这里育子百数，翼而长之，等到小鹅长成，竟全体被老鹅带领着腾霄而去，从此，“荷湖”的名称便又被“鹅湖”所代替了。这传说，不论其确实性如何，却使这山峰增加了一些神秘性，一些幽美之感。

    据《江西通志》，中唐大历年间，高僧大义禅师结庵山顶，“后移临官道”。他在道旁手植青松，延袤十余里，枝干奇拙参翠。这座寺庙，在唐顺宗时赐名“鹅湖禅院”；宋真宗时赐额“仁寿禅院”，并敕赐寺产，香火越发旺盛，一般人仍俗称为“鹅湖寺”。如今，这座古刹将迎来一次空前的盛会。

    五月二十八日前后，吕祖谦与朱熹一行到达了鹅湖山，与陆氏师生们会合，除此之外，还有抚州知州赵景明与其兄赵景昭，信州知州詹体仁，清江（今江西新干北）刘清之与宜黄（今属江西）刘迂等江西学者也慕名前来观摩。鹅湖之会的参加者有明确记载的，大约有二十余人。

    吕祖谦与陆九龄三年前见过，一见面就问他：“那年别后，子寿有何新见教？”九龄便吟起那首新诗，才到第四句，朱熹对祖谦笑道：“子寿已上了子静的船。”等读完全诗，朱熹就与他辩论开了。陆九渊插话道：“我在途中有和家兄诗”，说着就读开了：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前两句说，人到墟墓就生出悲哀，而拜谒宗庙则怀抱崇钦，这是人亘古不变的本心。较之其兄主张人之本心乃圣贤相传，九渊更进一步，强调无论今古，仁义之心人所固有，只待发明而已。沧溟之水来自涓涓细流，拳拳之石垒成泰山、华岳，自然界与社会一样，纷繁万象都缘于本根。他接着长吟第三联：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朱熹一听顿时变色。显然，九渊上句自道其学，自认“易简工夫”，终将既久远又阔大，下句分明讥刺朱学“支离事业”，毕竟如沤浮沉，难有大气象。他继续吟完最后两句：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这简直当面下战书：若要让学问提升到新高度，当下首先必须辨明治学方法的真伪优劣。这口气也太咄咄逼人，朱熹感到很不快。吕祖谦看到了尴尬，说些路途劳顿且先将息的圆场话，各自安顿下来。

    鹅湖之会一开始，朱陆之争就关注于所谓“教人之法”（即方法论），但方法论的异同植根于双方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分歧。朱学主张心、理有别，理是本体，在万物之中，即所谓理一分殊；心只是体认理的主体，只有艰苦地博览力学，才能穷究实理。而陆学则认定，理先天就在每人心中，良知良心乃人所固有，故吾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关键在于发明本心，而发明工夫仅凭支离破碎的泛览苦学碍难奏效，只有内心的悟求，才能见心明理。惟其如此，朱熹认为陆学大有禅学倾向，这是他力图纠偏的；陆九渊则认为朱学读书明理太过支离繁琐，而自家工夫远比朱学易简可行。

    次日，各方继续论辩，你来我往有“数十折议论”，细节虽难复原，但朱说陆“教人为太简”，而陆说朱“教人为支离”，仍各执一词。据陆氏弟子记载，陆九渊“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凡致辨，其说随屈”，“二公大服”，恐怕只是一面之辞，因为他们承认吕祖谦是被朱熹说服的。其后数天，各方“往复问辨无虚日”，针对朱学过于强调读书明理，九渊反诘：“那尧舜之前何书可读？”九龄制止了兄弟目空一切之论。

    面对陆九渊的负气强辩与朱熹的侃侃而争，刘清之与赵景明兄弟在旁洗耳恭听。吕祖谦也“甚有虚心相听之意”，他赞同朱熹“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的主张，这与他“中原文献之学”有相通处；但认为九渊“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也有一定道理。他总的认为：

    讲贯诵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泛滥，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然学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实，悠悠汨汨，无所底止，是又适所以坚彼之自信也。

    这里前一层就朱学而发，肯定其泛观博览是“为学通法”，至于流入支离，乃学者之错而非方法之错，不能因噎废食。后一层对陆学而发，肯定其批评支离寡要的为学之病，但也提醒他应讲究“就实”工夫，不能一味空谈玄想。吕祖谦总体偏向朱学，却“不主一说，兼取众长”，这符合“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的婺学旨趣。

    朱熹秉性有“伤急不容耐之病”，朱陆之争几至势不两立之态。在与人相处上，吕祖谦有其“太容耐处”的优点，他一边虚心倾听，一边两下调停。经他的多方协调，会讲的气氛渐趋缓和。九渊向朱熹介绍了未到会的陆门弟子曹立之，说他很想能拜谒你与张南轩。到会的陆氏门人傅一飞则分别往朱熹与祖谦处请益。会讲间歇，宜黄学者刘迂往来于朱陆之间讨教作诗法。

    鹅湖之会是一次畅所欲言的学术交锋。此前，别说朱熹对陆氏心学相当隔膜，即便吕祖谦对陆学也未必充分了解。这次聚会，各方既无所保留地亮出了自家学说，也就对方观点表达了坦率的质询。会讲期间，朱熹驰函张栻，介绍了论辩概况，还寄去“讲论一纸，所论万物皆备一段”。张栻旋即复信，深表艳羡：“伯恭相聚计讲论，彼此之益甚多，恨不得从容于中也。”祖谦也向婺学同道潘景宪传递消息：“诸公皆集，甚有讲论之益，更三四日即各分手。”最后几天，朱、陆知道对方“不可遽以辨屈”，也都表示自己“必将返而深观”，回去好好反思自家学说。尽管没能取得吕祖谦期望的“会归于一”，但辩论各方都回归了心平气和的对等态度。

    三、会后回响

    六月八日（6月27日），鹅湖之会结束，三方各上归途。“故人千里别，约我仍丹丘”，吕祖谦与朱熹相约再寻天台之游。在后来致陆九渊的信里，朱熹道出了临岐惜别之情：

    所恨匆匆别去，彼此之怀，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诲，佩服不能忘也。

    吕祖谦与弟子在信州逗留几天，州学正乃其伯祖吕本中的门人，邀他相聚论诗。而后取道玉山、江山，经衢州、龙游，回到婺州，这条唐代形成的交通干线，对他来说轻车熟路。对这次相聚交锋，吕祖谦“甚觉有益”，他向陈亮通报道：“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朱熹虽“犹有伤急不容耐处”，祖谦却尤其心折他思想的气象阔大与功夫的深入扎实，即便陆九渊指其为朱学“所尼”（蒙蔽），也不以为忤。对陆学“易简工夫”，他有所保留，却不像朱熹决绝，只希望双方保持良好关系，促进学术切磋。盛会归来，祖谦高兴地表示：“自此却无出入，可闭门读书也。”

    不数日，朱熹与弟子们再过分水岭。这里号称八闽第一山，有两条水在此发源，一条入江西，一条入福建。舖壁上有前人题诗，主旨强调南流与北流都是水，水何尝有分别。朱熹见诗，联想到日前与陆九渊的争论，顿生诸多感悟，便反其意而用之，挥毫也题一诗：

    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

    若识分时异，方知合处同。

    随行弟子纷纷解读，还征询其意见，朱熹笑而不答，最后只说：“观者请下一转语。”对诗意不宜拘执，应该活参。

    眼看着涓涓之水向下游流去，朱熹油然有感：“天下事，大概既是有恒，方做得成。尝观分水岭之水，其初甚微，行一两日，流渐大，至到建阳遂成大溪。看来为学亦是有恒，方可至于圣人。”从分水岭上细流联想到学术的坚守，他决心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把理学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这时，朱熹的心境比起鹅湖之会最后几天也更涵容开阔。出于学术自信，朱熹确有以道统自任、“别白是否，分毫不贷”的倾向。反思鹅湖之会伊始，他迫不及待指望驳倒对手，好在祖谦“朝夕相处，当得减损”，他对此是衷心感铭的。心态一调整，朱熹对陆氏昆仲的印象随之改观，认为他们“气象甚好”，而“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以过人者”。在了解了“厌世学之支离，新易简之规模”的陆学主张后，他对朱陆异同的认识也更加清晰。朱熹认为，陆学之病在于“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完全忽视了“惟学为能变化气质”，却一味要人在践履中“提撕省察，悟得本心”，容易“流于异学”，即转向顿悟的禅学。这种偏向仍是必须纠正的，但他也觉察到，纠偏只能通过商量、探讨与辩论，正如鹅湖之会，“讲论之间，深觉有益”。从分水岭上水流东西，朱熹联想到与陆学的异同：双方出发点都为了弘扬人的仁义之心，并无不同处；而在如何彰显本心上取径有差异，也就导致了朱陆之争；但路径优劣却是应该辨清楚的，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双方终极目标是共同的。经过鹅湖之会，朱熹在分水岭上对朱陆异同有了全新的认识：“知其同，不妨其为异；知其异，不害其为同”。

    归途上，陆氏兄弟也在回味。九渊觉得，论辩之初，尽管朱熹未臻“无我”之境，自己却更粗心浮气，多亏祖谦“调娱其间，有功于斯道”，但他对自身立论却执之弥坚。九龄以为，会上自己的意见未必都在理，表示回去要平心静气，“著实看书讲论”。

    淳熙六年（1179）春天，朱熹扶病赴铅山等候朝命，陆九龄与门人来访，在当地观音寺讲论三日。九龄每有议论，必引《论语》，对朱熹为学之法，他已表现出某种认同。既然在铅山再会，自然要说及那年鹅湖之会，朱熹吟诵了追和九龄的新作：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首联说他对九龄钦敬关切之情，颔联说自己偶尔扶杖出闽，感谢九龄远道造访。颈联表示学术异同只有平等商榷，才能促进旧学新知更趋邃密深厚。尾联说学术上的切磋一旦到达默契之境，真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古今之别。和诗磊落坦荡，让陆九龄感动，他逐渐转向了朱学。

    不久，朱熹出知南康军，随即修复白鹿洞书院，亲任洞主，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淳熙八年（1181）初春，他真诚延请陆九渊前来讲学。九渊率弟子六人应约赴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主客泛舟快谈，朱熹对其说：“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他请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升席，开讲《论语》“君子小人喻于义利”章，自己亲率僚友弟子到讲堂恭听。九渊的讲演仍坚持己见，却发挥得淋漓尽致，论说得恳切明白。朱熹称赞他“说得来痛快”，“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病”，特地请他写下这次《论语讲义》，刻石存世，“以警学者”。

    听说朱陆再次会晤论学，吕祖谦扶病函询朱熹：“陆子静留得几日，讲论必甚可乐，不知鹅湖意思已全转否？”而后劝勉朱熹，求同存异“在吾丈分上却是急先务”。朱熹虽未必认同陆九渊全部论说，却已认识到“人心不同，所见各异，虽圣人不能律天下之人”，心胸态度也较之鹅湖之会时更为浑涵博大，这也反映在他致吕祖谦的覆函中：

    子静今日讲论，比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

    朱陆白鹿洞之会的当年八月，吕祖谦去世。次年，辛弃疾定居信州。淳熙十五年（1188）隆冬，陈亮到访稼轩的期思（在今江西铅山东南）新居，这里离鹅湖不远。出发前，陈亮约朱熹出闽同聚，但他终未成行。陈亮不仅是思想家，更与稼轩同为豪放派词人，两人共游鹅湖，热议世事，或高歌痛饮，或长夜吹笛，中宵起舞，忧国挥泪，快晤十天，才依依分手，留下好几首《贺新郎》名作。这次词坛双雄会，后人也称之为鹅湖之会，却不及朱、吕、二陆那次来得有名。

    南宋后期，有人在鹅湖寺建起四贤堂，纪念朱熹、吕祖谦与陆氏兄弟。淳祐十年（1250），时距鹅湖之会75年，江东提刑蔡抗将鹅湖寺改为书院，奏请理宗，赐额“宗文”。一般人却称之为“鹅湖书院”，列为纪念那次聚会的名迹。

    鹅湖之会无疑是一大盛会。随着时世推移，它的意义已经超越理学的畛域，过度咀嚼这次会上朱陆之争的是非短长，反倒流于陈词滥调。在我看来，鹅湖之会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开创了中国思想学术史上一种非官方主导的学界平等对话模式，正是有赖于这种学术对话，宋学才迎来第二高峰期的辉煌；后人则应从中获得启示，将这种借助平等对话达到求同存异的思想路径，不仅坚持于学术领域，而且推广到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会领域。

    元人有诗吟咏鹅湖胜迹：“每怀朱陆谈经处，牢落空山几夕晖”。我想，总不该让历史上有过的平等对话模式，成为空山夕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