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上的发财梦

    怀着发财梦的人们在广东路上讨论股市行情，交换小道消息。经年累月，一小簇演变成一条街，一条街又恢复到一小簇……街上的人数随着大盘的起落而变，以至于人们常常将它视为股市的“晴雨表”。

    就在这一次次的起伏中，这条街悄然改变了许多人生。

    关于人性、成败、财富和人生的意义，没有比这条街上发生的故事更生动的了。

    这是一条距离上海“外滩牛”仅1.4公里的马路。那座长5米、重6.8吨的雕塑，与华尔街铜牛享有共同的设计者，寓意是“只要铜牛在，股市就能永保牛市”。

    当牛市真的来临时，整条街洋溢着一种节日般的喜庆氛围，人们背着手、仰着脸，略带得意地跟旁人讲述自己刚刚赚了多少钱。然而，一到熊市，失落的情绪开始在街上蔓延，零星出现在街上的人们个个垂头丧气。

    这条路叫广东路，有人叫它“马路股市沙龙”，有人叫它“街头股吧”，它的诞生甚至比上海证券交易所还要早一些。

    上世纪90年代，位于广东路729号的万国黄浦营业部开始了早期的股票交易。门前排队的人们组成了马路股市沙龙最早的雏形。

    做着发财梦的人们在这里讨论股市行情，交换小道消息。经年累月，一小簇演变成一条街，一条街又恢复到一小簇……街上的人数随着大盘的起落而变，以至于人们常常将它视为股市的“晴雨表”——每逢牛市，人头攒动；熊市来临，应者寥寥。

    就在这一次次的起伏中，这条街悄然改变了许多人生。有人自此扬名立万，跻身富豪之列；有人一败涂地，落得个家破人亡；也有人在繁华之后又归于沉寂，回到了起点。

    关于人性、成败、财富和人生的意义，没有比这条街上发生的故事更生动的了。

    这条街就是一个江湖。人们面对财富蠢蠢欲动，混合着人性的弱点以及世态炎凉，在空气中升腾

    一个寻常的周末，人流在“街头股吧”逐渐聚集。这里通常以一个人为中心，扩散出十几人到几十人的小圈子。

    在广东路与西藏中路交汇的一角，大大小小的圈子碰撞、重叠。刚吃过午饭的中年人穿着睡衣，拿着扇子走到这个圈子听听，又走到那个圈子瞧瞧；白发的退休老人颤巍巍地掏出眼镜，打开新出的研究报告一字一句地朗读起来；贩卖炒股机的人戴着鸭舌帽，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兜售着自己的产品。

    每个圈子的中心都有个奋力的“演讲者”。他们大多操着地道的上海话，也有人说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声音洪亮，面色红润，脑门上冒着细密的汗珠，是“演讲者”们此时的共同特征。

    大老李在25年前就是最出名的“演讲者”之一。他曾站在高处，拿着喇叭，告诉大家买哪只股票好。25年后的一个周六下午，当他再次来到广东路的时候，还是被人认了出来。

    但他快认不出眼前这条街了。万国黄浦营业部的招牌已经换成了“申银万国证券”，一旁38层的海通大厦拔地而起，对面曾经的棚户区随着城市建设的步伐改头换面，化身精致的高档写字楼。天气好的时候，站在广东路上，能远远地看到对岸的东方明珠塔闪着光——25年前，那里还只是一片菜地，现在，浦东林立的摩天大厦和炫丽的霓虹，构成了全球最昂贵的夜景之一。

    总有些东西是没变的。比如广东路729号的旧式洋房，比如洋房下卖了20年报纸的老宋。老宋自56岁退休后一直在周末出来卖报纸，据点就是证券营业部的门口。他将《金融投资报》、《大众证券报》、《证券市场研究》或是《股市快讯》搭在营业部防盗门的横杆上，行情好时，周末两天能卖出四五百份报纸；一遇大跌，卖出的报纸数量立马减半甚至更少。

    这些年，老宋在这条路上见识了不少人。他知道大老李的故事；他能跟上海财经大学的老师大谈道氏理论、江恩法则；他也偶尔为被套牢的新手支招。但老宋自己却从不炒股，他对此的解释是：好比挖金矿一样，有人选择挖金矿，有人选择在一旁卖茶。

    “来这里的人有两种，一种夸夸其谈，做得好的时候，蛮高兴地跟你讲；另一种人闷声不响，要么是来看看市场的氛围怎么样，要么是什么都不懂，别人问时，在背后偷偷记下。”因为没了牙齿，老宋发出的声音有些奇怪。

    在这条街上，除了老宋说的几种人外，还有另外一种。

    陆缵明就属于这一种。他在周六的清晨从老宋那里拿了一本证券杂志，从头翻到尾，又还给了老宋。他靠在营业部窗户下的台阶上，一旁的空调滴下的水溅湿了他的眼镜。他从一个破旧的购物袋里掏出塑料眼镜盒，一边擦眼镜，一边告诉记者：“我是股评家，我是杨百万的老师，我是上海最早的一批证券分析师……他们都很崇拜我。”

    陆缵明拿出几张卷了边的纸，上面用圆珠笔画着一个六边形和一串串数字。“我很早就用力学原理分析行情。”他自称在90年代初，通过股市，一天就能赚上一个月的工资。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陆缵明的名字，确实能找到一些行情分析的文章，时间集中在2004年。10年过去了，陆缵明站在积了一滩空调水的马路旁，伸出5根手指：“在我这上8次课，只要500元，16个小时。”

    大老李是不屑与这些人为伍的，他走过他们身旁，却发现这些 “吹牛皮”的人周围聚了许多人，虽不及当初围在自己身旁的人数，但也足够令他吃惊。

    只要花10元钱就能从那些人手上换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未来一周“必会涨”的股票。还有人卖炒股机，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起起伏伏的柱形图，更为上面贴着的宣传语着迷：一分钟看懂，一分钟学会，当场试一试，富翁到手中。

    60多岁的李玲珍相信这套所谓的巴菲特分析系统。因为前一天没带U盘，她第二天特意抱着电脑前来求教。她打算让别人帮忙在电脑上装一个，再在U盘上拷一个。她小心翼翼地问旁人，拷到U盘上之后，是不是别人也能用，她想给女儿女婿的电脑上也装一个。

    这是李玲珍第一次来广东路。她以前住在上海周边，后来帮着在上海工作的女儿看孩子，等到外孙终于上学前班，李玲珍有时间炒股了。

    “我要发奋学习！一定把亏的钱赚回来！”李玲珍忽然挥舞着手臂，宣誓般大声说。她说自己以前不懂股市，投资30万元的一只股票，涨到180万元，没跑，最后又跌到20万元。

    “现在知道了，没有技术是不行的。”她用了5年时间，看完七八本专业书，在纸上写下密密麻麻的学习体会。她每个月花200元参加股友会，上了大半年才发现那些人是“瞎胡闹”。这几年，她从来不看电视剧，连广场舞都不跳了，有时凌晨两点钟有了灵感，会马上爬起来在纸上写下心得、总结战术。

    这个烫着齐肩卷发，戴金项链和翡翠镯子的女人，说话中气十足。她时常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一边死死抱着自己的电脑包，一边极力为坐在一旁的蒋国荣推荐一种叫做“地球学”的理论。这种理论号称可以算出股票的最高点。

    “用根号算的。根号啊！你知不知道？”李玲珍略显神秘地问。

    他俩是在10分钟前认识的，年龄相仿，都没读过什么书。不过蒋国荣算是老股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来过广东路，听过大老李的高谈阔论。

    “以前报纸上讲的都是‘资本市场’、‘社会主义建设’之类的大道理，对我们来说没有用，听不懂。” 蒋国荣说，早期的股市沙龙是资讯闭塞时代，信息共享的场所。时隔多年，再次来到这里时，他发现人们的“语气和眼神”跟上世纪90年代不一样了。“蛮高傲的样子。”他说，“问他什么，他很轻蔑地回一句‘你不懂’。”蒋国荣感叹现在的人们不似以前一样开诚布公、乐于分享了。

    这条街就是一个江湖。人们面对财富蠢蠢欲动，混合着人性的弱点以及世态炎凉，在空气中升腾。

    人们关注大老李的一举一动，听说他抛了哪只股票，“不出一个小时，整个上海滩就都知道了”

    这一种复杂的气息在广东路的上空已经飘荡了25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广东路被一种神经质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渴望财富的人们瞪大了双眼，又小心翼翼地怕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

    总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这种预感像瘟疫一样，在这条狭窄的马路上缓慢而又坚定地弥漫开来。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锣声终于在上海滩敲响，驱散了心头疑云。人们无需再畏手畏脚，开始放胆追逐财富。

    在广东路上，人们从破旧的棚户区里走出来，从一板一眼的工厂走出来，在这条街上探头探脑、小心翼翼。 那时，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传遍大街小巷，同样也传到了广东路上。在财富的驱使下，原本羞涩的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涌向街头。

    这里毕竟是解放前有200多家交易所的远东最大证券交易市场。当资本的幽灵重回广东路时，这里的景象恐怕要比现在热闹10倍。虽然“老八股”（上海最早发行的八只股票，记者注）的总市值加在一起也不及今日的一家小公司，但在当时，它们是真正的星星之火。

    谢荣兴是万国黄浦营业部的第一任经理，见证了这把“火”是如何在广东路上“烧”起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初，证券市场的闸门刚刚打开，市场异常火爆，万人争相入市。广东路上排队的人通宵达旦，最高峰时得排上5个通宵，才能拿上一张委托单。专业排队赚取“序位费”者有之，冲乱队伍抢档插队者有之。更有甚者，从营业部所在的建筑三楼攀援而下，再从二楼奋勇跃入排队人海。其中“十六铺”轮船码头的票贩子，一度成为深夜冲击队伍的“插队专业户”。

    谢荣兴担心，再这样下去，恐怕要“出乱子”。“如果不提高委托起点，排队非排到人民广场不可，并且要排几天几夜的队。”为此，他们不得不规定每笔委托必须超过5万元、10万元、15万元，最终提高到每笔20万元。即便门槛不断提高，广东路上的人潮依然没有散去。

    投资本是智力活儿，但在股市刚刚兴起的时候，确实也是一场体力的比拼。

    谢荣兴记得，在万国增发申华股票（老八股之一）的预约单时，发放处人山人海，公安出动。当天上海是阴雨天气，特别寒冷，晚上8点多钟，铁栅栏大门一打开，潮水般的人群冲向发号处。穿着制服维持秩序的人也只能双手抓住铁栅栏，大呼：“不要拥挤，不要拥挤，要出人命啦！”   

    这样火爆的场面在最初的广东路上几乎天天上演，排队疯抢的人甚至被那栋古老的洋建筑粗糙的墙面磨破了衣服。

    这些排队的人们在抢完委托单之后，仍然不肯离去。“人们来广东路好像上班一样，到时间就来。”老股民钱竹林回忆起25年前的光景，感叹着那条路散发的吸引人的魔力。收盘之后，他们在原地开始聊天、分享信息。

    那时的资讯并不发达，而信息对在股市中的决策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东路充当了信息的集散地。谢荣兴脑筋一转，出了份《股市大哥大》，每天闭市后总结当天的股市行情，一度成为广东路最火的资料。当时还需要手写，营业部里字写得最好的人完成后，胶印机开始复印，工作人员私底下叫它印钞机。这份资料卖8角，在黑市里被哄抬到1.2元。

    报纸更是稀缺资源和跑在别人之前的利器。有人为了能看到第二天的报纸，在前一天晚上报纸进印厂时“偷”出30份，凌晨拿到广东路上售卖，标价1元的报纸能卖到10元。那时人们似乎都不需要睡眠，广东路也因此没有了夜晚。

    大老李就是那个时候出名的。他早期是上海染化七厂的锅炉工，怀揣4000块进入股市，买的第一只股票是“电真空”。“赚了一点就套住，一直放着。后来涨得不得了。”这只股票由750元跌到480元，最后又涨到2000元。此后，倒卖认购券又给他送来了“超额大红包”。大老李一战成名，赚得第一桶金。

    他当时是信息“集大成者”。大老李每天在广东路上“讲股票、讲信息、讲基本面”。谢荣兴说他是这条路上出过的最有名的人之一，“嗓子讲哑掉了还要讲”。人们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听说大老李抛了哪只股票，“不出一个小时，整个上海滩就都知道了”。

    当时的人们听到大老李讲公司的基本面，都佩服得不得了。“公司在哪条路、办公室电话多少、账户上有多少钱，样样都如数家珍。”老股民回忆，他们在底下听得认真，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一句不落地记下来。

    钱竹林是早期的倾听者之一，但他很快就变成了“演讲者”。“当时股民都看不到书，我托朋友从台湾带回来炒股的书。”他迅速成为广东路上一个辐射的热点，追随他的粉丝很忠实，“脚踩一踩就跟你”，钱竹林说，当时的散户们单纯、简单，非常容易相信演讲者的话。那时的股民就像现在痴迷于游戏的年轻人，几天几夜不睡觉。“他们累吗？不累啊！”钱竹林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牙齿也不再整齐，但一提起股市，脸上马上爬满兴奋的表情。

    广东路这样的兴盛之景很快就惊动了决策者。199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轿车停在了广东路729号门口。据谢荣兴回忆，接待朱镕基的地方是黄浦营业部办公室阁楼下只有15平方米的接待室，当时随朱镕基考察的并无一名记者。时任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汇报完后，谢荣兴只听到朱镕基既严肃又认真地讲：“这是有风险的事(指股票买卖)，要跟老百姓讲清楚风险。”

    人们在一片飘红中兴奋地往前闯，急急忙忙，不管不顾。“我们这代人由于历史原因都没有读过多少书，改革开放却提供给我们一个极佳的舞台，好在我是与中国股市一同成长起来的。我无知的时候它也未成熟。”10年之后，大老李回首往事时如是说。

    当年有一部电影叫《股疯》，由那个时代最当红的影星潘虹主演。渴望财富的人们在营业部里盯着指数，睁大眼睛，嘴里喊着“涨了涨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可以说是广东路前聚集着的人们的真实写照。那两年，沪指从95.79点暴涨至1429.01点，涨幅1391.8%，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1990年到1992年第一个牛市的到来，马路股市沙龙迎来了它的一个顶点。即便20年后沪市攀上了6124点的最高峰，广东路也再未复现昔日的盛况。

    广东路的街头像是延时镜头里的画面：人流汇集，离散；再汇集，再离散

    广东路的人数随着大盘指数起起伏伏。一批老的倒下了，又有一批新的进来，也有人再也不会出现。有人回忆，广东路上最落寞时只剩两个人。遇到大跌，情绪激动的股民甚至在营业部门前闹事，“掀翻汽车的事也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竝红接替谢荣兴担任黄浦营业部的经理，她刚到万国时，正好赶上上海股市的第一个大熊市，5个月的时间里，指数从1429点下跌到386点，跌幅高达73%。

    这时，广东路的光景也变得暗淡。有一天，上证指数下午开盘后突然跳水，造成市场恐慌，交易量急剧放大，电脑堵单，造成无法撤单，王竝红找场内黄马夹也无济于事。营业部里那些已经报单买入股票的客户，眼看挂进的单子要成交了，大叫着要撤单，却还是无可避免地成交了，而要卖出的单子，却由于价格的急速下跌而抛不掉。那天，到下午收盘时一查，王竝红吓了一跳，透支的客户占大户人数的一半以上。

    有人在街上痛苦地摇头，有人大吵大嚷，有人忙着寻找下一个接盘侠。王竝红和同事下班后甚至不敢从正门离开，害怕情绪激动的股民找麻烦。

    后来证明，此种担心实在多余。因为没过多久，广东路上的人流就减少了。人们猫在家里，不愿提及这个伤心地。

    钱竹林记得，当时广东路上的人们都很“脆弱”，在电视里看见领袖的手抖了抖，就担心他的健康出了问题，股市立马应声下跌。而最惨痛的一次大跌发生在1996年的“十二道金牌”之后。“辛辛苦苦几年赚的钱，都没有了。”钱竹林说。

    “十二道金牌”是政府连续发布的12个文件。前5份文件的关键词是：规范、管理、坚决制止、防范和严禁。当时的股市正如日中天，一直发到第10道，市场仍然不理不睬，继续走高。第11道，政府恢复了1992年放开的涨跌停板限制，每只股票一个交易日内的交易价格相对上一交易日收市价格的涨跌幅度不得超过10%。最后一道撒手锏，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段时间股市的暴涨是不正常、非理性的。

    此文刊发的当天是个星期一，开盘仅仅4分钟后，沪市跌停，深市满盘皆绿。1200亿元的纸上财富蒸发了。

    失望的情绪流溢到大街上。广东路的氛围是阴郁的。许多小散户已经出局，其余的还在煞费心思地咬着手指甲。

    这样的“惨重损失”在大老李的人生中曾有三次。第一次几百万元输得只剩几十万元；第二次1000万元输到二十几万元；第三次，融资的3亿多元全部输掉了。

    他曾离钱很近。他说自己这辈子看得最准的就是创业板。他曾买了55万股，却在创业板开始火爆之前用光了所有钱。

    这位刚过70岁的老人如今多数时间是闷闷的，看不出什么情绪变化。说到这里，他却突然拍拍胸、跺了跺脚：“只剩四个字——捶胸顿足。”

    钱竹林说大老李是“悲情式英雄人物”，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股市。孑然一身的大老李想东山再起，但旁人都心知肚明，这谈何容易，“有钱的人太多了，都虎视眈眈的，嘴张得好大，一不小心就给人吃掉了”。

    相比于大老李，钱竹林在股市驰骋的结局尚算稳妥。他现在偶尔去沙龙给新手上上课。“我已经七十几岁了，钱对我来说还有意义吗？我就欢喜个人气。”

    广东路的街头像是延时镜头里的画面：人流汇集，离散；再汇集，再离散。在足够长的时间维度里，有人像大老李一样，经历了过山车般的人生。也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传说花2.8亿港元买一个杯子喝茶的刘益谦也出自这条街。更多的人，在这条街上混迹了25年，如果用财富多寡来衡量成功与否的话，他们看上去默默无闻。

    当大老李再回到广东路上的时候，广东路729号的老建筑仍在，只是门前多了道栏杆，曾经蜂拥到马路上的人们退居到一角，老股民们继续谈论着他们谈论了25年的股市。

    6月29日，股市上演高台跳水，一度击穿4000点，沪深两市总共1500股跌停。“外滩牛”的牛尾依然卷曲上扬，呈螺旋状指向天空。上海飘起了小雨，广东路上车来车往，只是少了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