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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前的7月7日，日本驻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驻军严词拒绝后，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起了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自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这次抗敌战争，其悲壮惨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3天后，到达“七七事变”现场的方大曾在《卢沟桥抗战记》中写到。根据《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记述，1937年7月10日，在家休假的方大曾得知卢沟桥发生战事，便骑自行车赶到宛平城，看到人们正在掩埋阵亡将士，童子军向商户募捐。他拍下了很多照片，于当晚离开宛平城返回北京开始写作。8月1日，上海《世界知识》发表了这篇名为《卢沟桥抗战记》的报道，方大曾也成为报道“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人。
方大曾1912年出生在北京，家境殷实。他从小喜爱摄影，读小学时，母亲用7块大洋给他买了第一台相机。十六七岁时，他在报纸上号召有相机的有志青年，拿起相机一起去发现生活的乐趣。大学毕业后，受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他参与创办了“中外新闻学社”，并以“小方”的笔名在各报刊发表照片和文字报道。1936年12月，绥远抗战一开始，他就拿起相机奔赴前线。在北京、集宁、高家地、红格尔图、陶林等地的43天里，他几乎孤身奔波于各战场间，留下了大量影像资料。
“卢沟桥事变”后，经范长江介绍，方大曾成为《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奔赴河北、山西等地采访。1937年9月，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寄出最后一篇报道后便突然失踪。9月30日，《大公报》刊登了这篇署名“本报战地特派员小方”的文章《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九月十三日，敌军即已有小部分渡河。十四日战争最烈，对方的炮火比机关枪还要密，我们只用守据点的死法子……”据《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的作者冯雪松推测，方大曾应该是在保定沦陷时牺牲。
这一年，方大曾25岁，年华正好；这一年，同样25岁的沙飞，也毅然奔赴华北抗战前线。
沙飞本名司徒传，出生于广州。从无线电学校毕业后，便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1930年代初期，沙飞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摄影为终身事业。抗战全面爆发后，从艺术摄影转而关注社会题材的沙飞在《广西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摄影与救亡”的短文，他坚信：摄影是“宣传国家正在面临着战争悲剧的最强大的武器”。而早在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后，大量爱国的摄影人，就通过摄影展览宣传抗日活动。
1937年12月，沙飞在河北参加了八路军，并于1942年参与创办了第一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画报《晋察冀画报》。在美国学者何咏思看来，正是沙飞塑造了《晋察冀画报》作为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官方通讯社的品质。在创刊号，聂荣臻题词：“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在94页的创刊号上，共发表了沙飞、罗光达等人的新闻摄影照片150余幅。
次年，他年仅20岁的老乡石少华，带着相机和50多个胶卷，秘密北上延安。从陕北公学毕业后，石少华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继续学习，成为一名摄影记者。沙飞、石少华彼此慕名已久，却直到1940年的冬天才第一次见面。那晚，两人彻夜详谈。
沙飞粗犷率性，石少华则细致有谋略。此后，两人一起办刊，并肩用生命保护记录历史的底片。面对人手紧缺，石少华提议开办摄影干部训练班。这是最艰苦的一段日子，敌人全线封锁。上课的时候，没有胶卷，也没有照相机，他们就用香在火柴盒上烫一个洞，把晒相纸贴在火柴盒的后面，放上两个砖头，进行曝光。从1940年6月到1948年11月，9期培训班培养了200多名学员。
沙飞、石少华和他们的战友拍摄了数以万计的战地影像。通过这些影像，人们看到，共产党领导人朴素而平易近人的姿态，人民军队顽强而乐观的精神，根据地群众艰苦而热情的生活。这些影像传播到游击区、沦陷区以及海外，为抗战胜利赢得了反法西斯盟友和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其中，沙飞在1937年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上》被视作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经典缩影。尽管日后受到“摆拍”的质疑，但这张照片，被印刷到无数的传单与海报上，激励了爱国民众，投入到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
抗战爆发后，袁牧之、吴印咸、钱筱璋、徐肖冰等优秀电影人也陆续由国统区奔赴延安。他们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支持下，于1938年9月初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全名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电影团的工作条件同样非常简陋，办公地点就是几孔土窑洞。延安没有发电厂，即使夜晚也只能点小油壶灯。拍摄字幕、动画，印制影片，印相放大照片等，都是利用照射到窑洞前的太阳光来进行。直至1946年10月撤销建制，8年里，电影团的工作者常年战斗在一线，记录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在抗击日寇、为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浴血奋战的场景，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等重要的新闻纪录片，同时留下了上万张反映陕甘宁边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照片。事实上，在抗战中后期，由于胶片的来源越来越困难，电影团的主要工作几乎就是拍摄照片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贺龙等视察前线、手术中的白求恩……电影团拍摄的这些照片都已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成为一代人追求理想的化身。据粗略统计，仅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就有20余名战地摄影记者在前线牺牲，而其中大多数人的面目都已消失在历史之中。
2006年，方大曾的后人将精心保存的837张底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2011年，沙飞的后人将106张原版照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2013年，石少华的后人将60余张由石少华亲自参与制作的原版照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78年后的7月7日，这些珍贵的影像首次在国博以“抗战与文艺”为题共同展出。在这些用热血与生命显影的影像面前，我们恐怕唯有用心“凝视”才能抵御岁月漫长。
（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本报记者 郑萍萍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