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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题为《一位县委书记的愤怒》的发言稿，把县委书记陈行甲和他所在的湖北巴东推进舆论漩涡。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国家级贫困县：总人口50万，贫困人口17万，2012年才设置红绿灯，2014年县城才有了公交车、出租车。这里也是频发负面新闻的“富矿”：从2009年起，邓玉娇事件、水布垭翻船、冉建新事件……震惊全国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这份引起巨大反响的发言稿出现在今年3月的巴东县纪委全体（扩大）会议上。陈行甲历数本县政治生态的种种怪象，事关干部作风，也涉及贪污腐败。这位地方主官少见地亮明态度，称“该说的要说，该做的要做”，“如果少数人心里有冷病怕吃稀饭，我说与不说他的病都是在那里的”。
多名巴东政界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县领导班子“换血”以及中央反腐的双重背景之下，巴东政治生态正在进行治理和重塑。在这过程之中，强硬甚至易引起议论的“猛药”频出，突破与阻力并存，新旧工作习惯的角逐仍在进行中。
“愤怒的县委书记到底面对什么样的官场？说完之后可以解决多少问题？这恐怕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解决的，也不能责备哪个人没解决完。”当地一名观察人士评价。
治理“两违”先拿党员干部开刀
王蕾的住宅顶层至今还竖着生锈的钢筋。这是2012年巴东县清理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后留下的。
她家的耕地已淹没在三峡库区，出租房屋成为家庭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2011年年底，王蕾计划拆了旧房，改建一栋七层住宅，并把8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扩大到240平方米。当盖到第二层的时候，清理“两违”的消息传来。
巴东自建住宅限高5层，王蕾的新房在清理之列。王蕾说，她私下问过干部，干部说这阵子风声紧，“可以先盖5层，留着钢筋不要封顶，等风声过了再说”。
“两违”建筑当时绝对算“巴东一景”。从长江对岸眺望这座建在山上的县城，道路蜿蜒而上，十几层的自建住宅重重叠叠。库区地质情况复杂，有人说，如果这种乱象再不治理，下一个轰动全国的负面新闻将在违章建筑中产生。
“哪有什么手续？哪有人管？如果真管，塞点钱也可以应付。”王蕾说，2010年前后，很多人都在盖房。
多年以后，陈行甲在县纪委全体会议上批评这是为官不为：“那么多屋又不可能三两天修起来，如果有人管理，有人负责，怎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移民的问题比较敏感。”县纪委一名官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巴东是移民县，情况特殊，在一些违建者眼里，他们为国家建设作出了牺牲，难免“要享受一些”。甚至，有的官员潜意识里也这么认为。
另一名县委常委则认为这是“管不过来”的。在他看来，这些房屋被拿来出租、销售，利益成为违章建筑泛滥的驱动力。
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两违”不治或难治的原因，也与官方本身有关。该县长江沿岸有两个开发项目，一个超过了原规划建设的层数，另一个则未经批准占了部分长江水道。这两个项目，均有时任县领导出席开工等仪式。
该县主官也曾公开批评，“两违”现象有“极个别干部直接参与或幕后操纵、怂恿亲友”。
此番清理十分强硬。在治理的对象上，党员干部先于普通居民；一旦党员干部妨碍执法，从重从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并且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责任；如果治理期间有人“顽固不化”，将公布房屋、社区、业主，甚至要停电停水。
“如果水电公司敢供电供水的话，我们将问责。”在大会上，县领导略显霸道地宣布。
王蕾的住处被停电了。后来，她交了10万元土地出让金，补办了超出规划面积的手续，拿到产权证件。全县被清理的“两违”建筑共535栋。
不过，她的住宅如今留下了后遗症：由于五层没有按顶层的标准封顶，防水措施不足，一到雨天就漏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去有关部门问，他们总说，已经打了报告反映我们的情况。我又不敢私自再加一层封顶。”
而在治理“两违”的2011年，巴东已意识到应及时解决群众的诉求。县领导曾发现，移民乡镇有老百姓反映，要求盖房拖了两年都没有解决，“我们尽管有天大的困难，有什么理由拖这么长时间？”“总不能让老百姓说是你们逼着我们违法建筑的”。
“非常之事得用非常之治”
另一个被陈行甲认定为“为官不为”的，是没有单位一把手主动报告有人“吃空饷”。2014年，全县清理了216人。
在巴东县某局一名干部看来，主动报告难免得罪人。该局有3人每月只来几天，领导不是没有问过，“但有的拿出医院的诊断，有的说去外地照顾孙子，也不好说什么”。最后，“领导建议，你们申请退休吧，只是每个月少拿点钱”。
“既然大家都是这样，见怪不怪、都不报告，那我也不报告。”巴东县纪委副书记周红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有的官员不是故意隐瞒，而是工作惯性问题，“就是政治生态”。
巴东清理“两违”的时候，武汉“治庸问责”风暴已刮起多时。民间对“4个多月内问责500多名干部”的做法有所讨论，湖北省相关部门则认为，这让“干部作风快速好转，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决定全省推广。
那时的巴东，干部作风为人诟病。县领导曾在大会上一口气列了“办事小事拖大，简单的事拖复杂”、“好人主义严重”等9个问题，并断言：“这些问题就像一个个毒瘤攀附在我们干部队伍身上，使我们的发展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稳定局面受到严重威胁。”
会议宣布成立“五个严禁”督查办公室。“严禁”内容分别是：对属于职责范围内能够办理的事不按规定时限或承诺时限办结；吃、拿、卡、要；工作日午餐饮酒；机关干部工作时间上网玩游戏、炒股票、看电影；赌博。
多名巴东县官场人士认为，“严禁”的内容过去也提过，只是说法不同。但是，“这次是来真的”。
一名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该办公室是否要成立，决策层曾起分歧，“有人认为，这类问题已有纪委来抓，没必要再成立新部门；还有人认为，县委应该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不要抓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明察暗访及随后的惩罚，开始让人重视这些“鸡毛蒜皮”。暗访人员通常是刚入职、不易被认出的年轻人，他们配备了纽扣摄像机等设备，会在上班时间到各个县直单位、乡镇甚至宾馆、饭店暗访，偷拍工作人员玩游戏、不在岗或其他违纪的图像资料。
如果被发现存在违纪问题，轻则通报，重则处分。甚至，县委书记所联系乡镇的党委领导都曾因不在岗而写过检讨。
一名参与暗访的人士透露，他曾到一个乡镇单位，发现一把手不在岗，“工作人员解释说领导去县局里开会了，我马上打电话到那个局，问他有没有在开会，回答说：没有”。
甚至，有的暗访人员还会中午摸进一些饭店，见到3个人以上喝酒、聚餐就先拍下来，再过去设法探问他们是否公职人员、是何关系。
一些干部对治庸问责的做法至今未能完全适应。巴东县某局一名常需外出办事的干部说，现在要求上、下班签字，但有时他在外办事，不得不给局领导报告“特殊情况”，否则会被记下。
该干部不愿开公车办事，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找到停车位，有时需要开到较远处，再走路过来，“现在违章停车查得严，会被通报批评，但打车又不能报销，只能坐公交车”。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即使是个人开私家车违章，纪委也要通报到单位。“这本应是私事。”他说，有一次，同事就这样被纪委通报过，而同事的妻子就是交警队的，“非常丢面子”。
“非常之事得用非常之治。”巴东县纪委副书记周红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五个严禁”看似细小，但做起来又能够做到，切合干部作风实际问题。
而用陈行甲的话来说，则是“要对广大干部大喝一声，猛击一掌，使大家警醒起来”。
其实，在基层熟人社会，暗访组也未能完全排除人情干扰。某系统多名内部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暗访组曾经拍到了他们单位有人上班玩游戏的照片，但此举被暗访组成员的熟人看到了。这张照片最终没有上传。
“这要看暗访组成员的自觉。”该系统内部人士认为，暗访组成员也需要监督。
县纪委努力让暗访组成员不被认出来。他们尝试将工作人员经常轮换，从纪委抽调人，工作1年之后，再换回来。
反贪局立案近七成涉工程腐败
巴东县一名政法系统干部发现，新来的县领导不仅不保护贪腐干部，反而鼓励他们去查。而在当前体制下，党政领导的态度有可能影响案件进展。
“我们是贫困县，按理说发改局副局长算要职，而新来的县委书记接到举报后，没藏着，主动提供给了检察机关。”前述政法系统干部说，客观上，新领导刚到巴东，没形成人际圈子，也谈不上要保护谁。
根据经验，以往，即使是调查一个乡镇干部，都有可能有县领导请办案人员吃饭、了解情况。他们都明白，所谓“吃饭”，其实就是“干预”，想“保护”干部。
巴东县人民检察院多名干警分析，巴东是移民县，国家建设工程项目较多，工程领域腐败现象严重。该县东瀼口镇的一个流域治理工程，300万元的项目，商人送礼就花了120万元。
该院反贪污贿赂局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1日，已立案侦查的案件共18件、33人，其中13件、25人与工程领域腐败问题相关，占比均在70%以上。这当中包括县水利局、住建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3个正科级干部。
2014年，该局全年立案侦查的案件共14件，尚不及今年半年的数量。“一个客观原因是，今年省委巡视组来巴东了。”一名检察官介绍。
巴东县纪委副书记周红表示，2014年查处各类违规违纪129起，而今年前6个月已立案108件，对6人采取“两规”措施，“去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8个县市只有巴东的‘两规’案件数量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一个典型案例的涉案人是时任巴东县东瀼口镇党委副书记田世铠。巴东县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田世铠主动向恩施州纪委投案自首，交代个人非法占用3万元财政资金的问题，同时还检举、揭发了邓明甲、田宗会串通投标，以及邓明甲通过他收受贿赂61万元的事实。
邓明甲曾是田世铠的搭档，原系东瀼口镇党委书记，后任巴东县副县长。目前，邓已被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现在大家去看一看，（那个工程）哪里还看得出国家投过钱的痕迹？”陈行甲在县纪委全体会议上评价该涉案工程。会议还提到该县民族医院业务综合楼项目的怪象：招标价2627.1万，结算达9090.13万，初审结果6888.39万，增加费用原因是基础超深、设计变更等，“理由堂而皇之，实情天知地知”。
一名曾在巴东县某项工程负责技术的人员对此并不惊奇。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在巴东施工的某工程项目的花坛，约500平方米，使用的土壤是弃土，报账时却被谎称为每立方米100多元的肥土。另一条道路，本应使用300号水泥，但实际掺杂了200号水泥。
他承认，自己没法拿出证据，“如果真要调查，应该可以查清楚”。
案件调查其实往往伴随利益之争。县委书记曾难掩气愤：“我认为吊诡的不是一些说情打招呼的情况，而是调查工作的举步维艰，似乎县纪委和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一举一动、所有进展，被调查对象都一清二楚。”
巴东县纪委一名官员坦言，调查平阳坝案件出现“跑风漏气”，纪委也没有办法，最后县委书记亲自部署，要求公安机关必须调查，“终于有一个干部被处理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支持”。
前述政法界的人士透露，如今办案依然会有人暗示“照顾照顾”，他称，“我们表面上说会照顾，其实还是依法办理”。
“我问政协领导，我说的话管用吗，他说管用”
在巴东县野三关镇旅游业投资者张博看来，政治生态与投资环境的关系密不可分。野三关是巴东县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巴东相当一部分企业位于该镇。
发展经济是这个贫困县的渴望。2013年，巴东的GDP排名在恩施州八县市排名第三，人均GDP排名第五。而位于鄂西的恩施州，这两个数据在湖北省均偏靠后。
张博来考察的时候，野三关邓玉娇刺官事件轰动全国，但他认为，事件结束后，政治生态是可以慢慢改变的，而当地旅游资源独一无二。
“邓玉娇事件一度让野三关‘臭不可闻’，所以，当年，哪怕是排污企业要来，当地也接受。”张博回忆，这是“胡搞”，当地景区附近曾建了一些采石场，另有一家硅厂在生产时排放不少蓝烟，威胁着当地的生态环境。
张博曾向巴东县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后来，一些厂房被关停。2014年，他还在县政协大会上建议设立生态禁伐区，“县领导没直接给我反馈。后来我问政协领导，我说的话管用吗，他说管用，相关部门的主管领导已经换了”。
张博记得，2014年，巴东县17个部门到野三关为企业解困，主要集中在“融资难、办证难、拆迁难、兑现合同难”4个方面。在他看来，尽管可能没把全部困难都解决，但值得肯定的是，此举“不是靠某个企业送了钱就批示解决，而是挨个解决”。
他认为，巴东的情况仍有改进的空间，例如野三关用水的困难，位于野三关镇的火车站如何与县城更快连接，县城的规划怎样更符合实际情况。他也坦言，没有任何领导可以一个人就把巴东管好了，但现在的县领导的优点在于“敢于面对问题”。
这与巴东县发展旅游业的定位密切相关。在巴东县多名官员眼里，注意听取公民意见也是政治生态改善的表现。
多名官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认为最有普惠意义的工作算“农民办事不出村”。巴东是山区，村民出村办理证件不方便，有的早上出门，到职能部门已近下班时间。为了办事，有人甚至要在县城里住一晚，还不一定能办成。
“农民办事不出村”的做法则是，把网络连到乡村，在村里设置两个受理员，每星期两天在村里坐班，扫描必需证件，通过网络传输给县里，县里再通过网络反馈给村民。
这项起初不被许多官员看好的工作，最终做成了。“老百姓开始有的也不理解，觉得你又在作秀。”周红说，现在真正做起来之后，老百姓觉得方便。
这件事情也成了中央树立的典型，出现在焦点访谈、新闻联播节目中。这也被解读为自邓玉娇事件后，巴东首次以正面形象被广泛报道。
陈行甲说，他感到巴东干部群众这几年明显平和多了。
（文中王蕾、张博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