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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15岁学生被同学围殴致死。”
“江西永新县初中生围殴一女生，脚踹掌掴逼下跪。”
“安徽阜阳一中学生玩手机被没收，喊人围殴老师。”
……
近段时间以来，中学生恶性施暴事件频频见诸媒体。“国内法律对此类事件判得太轻，违法成本太低，导致类似案件层出不穷”的声音也日渐响亮。
我国的法律真的对“校园小霸王”太纵容了吗？“依法治校”究竟有多难？校园暴力事件频发的背后，到底是社会链条的哪些部件在运转中出现了问题？
“我翻遍了所有的法律，没有办法处理他”
提起两年前发生在学校的女老师被殴事件，广西柳州市A中学的王强（化名）校长仍心有余悸。
上课铃响后，女老师陈霞（化名）多次提醒学生魏鹏（化名）注意课堂纪律，不要拍桌子。可魏鹏依然我行我素，陈霞生气地说：“你这种状态，难怪你爸也讲你教不好。”听到这话，魏鹏抄起板凳就向老师扔去。陈霞当场被砸伤流血。这一事件也在校内外引发强烈反响。
“听到这事，我顿时觉得老师真的是弱势群体。”联想到不久前发生在柳州市十五中的初二男生打伤教师事件，陈霞的同事黄老师说。
王强校长介绍说，学生伤师事件发生后，经校方做工作，学生家长赔了钱，孩子道了歉，老师也表示原谅肇事者，但事情并未因此而平息。有许多关注这一事件的老师认为，发生这样侮辱教师人格的事，怎么可以没有任何惩戒，那将来再有学生伤师，也就赔点钱道个歉就完了？这不是助长不良风气嘛！
但让王强为难的是，如果从学校的管理出发，该如何处理这个学生呢？
“那段时间，我几乎翻遍了所有的法律条文，没有办法处理他。”王强说，如果学校开除这名学生，就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学校只能追究他监护人的责任。被打老师没有达到轻伤标准，不要说刑事案件，连普通的治安案件都算不上。
在王强看来，魏鹏做出打老师这样出格的事，很大程度上是一时冲动造成的。他事后也表现出悔改之意。对学校管理者而言，校园里那些长期欺凌同学的“小霸王”，结成小团体更让人头疼。
A中学是柳州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外地户籍的学生占到80%以上。由于家庭教育缺位，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社会认知和处世观形成偏差。王强还记得他刚调到这所学校没几天，就接到派出所电话，让他去领人——有学生在外面偷东西被抓了。
为了管好这些学生，防止出事，A中学在人事机构编制上作了重大的调整，专门成立了一个综治办，由一位副校长牵头，配备两名中层干部和两名干事，把安全、法制纳入其管理。“对我们学校而言，这个部门比政教处还重要。”王强说，每天学校的行政干部要实行每课巡查制。课间，班主任和科任老师还要在教学楼走廊和男厕所执勤。之前很多老师不理解学校的这种做法，但出了学生伤师事件后，大家也觉得很有必要了。
学校管理再细、监督再严，也很难杜绝校园暴力，因为大部分的青少年暴力斗殴、欺凌事件都发生在校外。“校外发生的事情没办法管到，但是现在一发生事件都是回过头来追究校方的责任。”王强说，比如网上经常曝光的学生校外互殴视频，实际上属于社会治安系统的问题，但通常追究的都是学校的责任。为了不出事，这些年，有的学校春游不搞了，运动会也不搞了，“作为校长天天提心吊胆，很紧张，怕出事，这不应该是校长应有的心态”。
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
前不久，中国留学生在美群殴同伴，被美国司法部门以绑架、折磨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终身监禁的新闻一经媒体曝光，立刻有人感叹美国执法之严，要知道学生打群架这类事件在我国顶多校内处罚。
我国的法律真的在纵容“校园小霸王”吗？
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余阳表示，基于不同的法律渊源，中国属于成文法国家，美国属于判例法国家。比如在我国认为很轻的、纯属民事范围内的侵权，美国可能就构成犯罪。英美法系规定袭击罪，入罪门槛很低，不像在我国，故意伤害一定要达到轻伤才构成犯罪。
余阳介绍说，对于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以教育、拯救、感化为主，惩罚为辅，其目的是为了拯救有过失的未成年人。对于很多情节比较轻微的案件，都是以当事双方调解沟通，化解矛盾为主。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了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是对一些犯轻罪并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人民检察院暂不起诉，对其进行监督考察，根据其表现，再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目的是给犯轻罪的未成年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有利于使其接受教育，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不足、身心发育不完善及可塑性大等特点，对其入刑的门槛设置不宜过低。”余阳表示，如果通过立法的方式，把未成年承担刑责的门槛降低的话，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会造成失足青少年自暴自弃，不利于对其挽救改造。我国很多独生子女家庭，如果其子女因为轻微违法行为被判刑的话，一个家庭的希望就没了。
尽管我国不强调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适用重刑，但司法部门也在通过加强法制教育事前预防、判后实行社区矫正等各种努力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
据统计，柳北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2011年到2015年上半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刑事犯罪总人数的比重，由20.28％下降至8.22％。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的下降，也达到了司法综治所期待的效果。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从数字上看，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的降低，很大一部分也是由于目前我国非监禁化的刑罚轻缓化趋势造成的。很多轻罪都放到社区去进行管理感化，但实际上配套的法规没有跟上，社区往往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或是资金、人员不到位，导致其没有尽到教育感化责任，再加上家长对学生也缺乏监管，所以对这部分孩子处于一种放任的状态，感化教育的效果也就无从保障。
青少年法制教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
社会观点普遍认为，要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事前预防比事后惩戒的效果要好，而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是预防工作的重中之重。广西知名的依法治校专家、柳州市教育局政策法规科科长林炜到教育部门任职前，曾做过法官。他常年参与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但在他看来，很多学校对法制教育往往都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青少年法制教育亟待加强。
“我们的教育太片面追求应试成绩了。”林炜认为，学校教育最起码应当培养出人格健全、遵守社会法制、懂得回报社会的人。如果教育出来的学生都是高分低能、不懂得遵守社会规则的人，这样的教育就偏离了方向。像复旦研究生投毒事件、马加爵杀害宿舍同学事件的发生，都说明很多学生即便是读到大学了，仍缺乏基本的法制观念。
从事法制教育多年，林炜特别感慨的是，法制教育在学校历来都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地位。一般学校搞法制教育，就是请公检法部门搞送法进校园活动，一年组织几场校园讲座，没有作为必修的课程，学生就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活动轰轰烈烈做了，普法教育的效果却很难入脑入心。
柳州市教育局的一位领导对这一现象也直言不讳，很多单位到学校开展的普法教育变成了应付式的、功利式的宣讲。有一次，他接到当地税务部门的申请，想组织校园普法活动，给小学生讲税法。“我真不知道组织这样的主题的活动除了能帮他们完成政绩以外，能对学生起到什么效果？”他质疑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即便是一些从思想上重视法制教育的学校，法制教育的效果也同样难以保证。
柳州市第十六中学是该市第二批青少年法制教育示范教育基地，校长黄健明表示，学校安排4名教师，每月轮流给各个班上一次法制课，教材用的是广西地方教材。
学生愿意上这门课吗？听得认不认真？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黄健明说，“这在教学质量上没办法控制，因为毕竟是选修。”开设这门课的本意就是学校要力所能及地尽到普法的义务。由于课程设置是体现国家意志的，顶层设计没有规定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就算你推进地方课程，它的主体地位也不足以凸显。另外学校招老师也要按编制办事，上面规定开设哪些课程，才能招相应的老师，这也导致中小学往往没有专业的法制教师。他期待国家在“十三五”制定中长期的教育改革规划时，对课程改革做相应的调整。
（实习生谢耘 薛瑞环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报记者 谢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