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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8日，上海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以下简称“遴选委”）主任沈国明应邀给上海律师们讲课培训。讲到末了，他劝台下的律师：“你们中的很多人，钱挣得挺多了，挣钱这事儿没底的，不如到法院、检察院来试试当法官、检察官吧。”
讲座结束，律师商建刚从台下兜了个大圈子，坐到沈国明身边。“律师真的可以当法官？真的吗？”商建刚问他。沈国明回忆说，当时商建刚虽然没说什么，但他感觉这个年轻人可能会来报名。
如今，沈国明预感成真。商建刚果然来应聘法官了。7月23日，经过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表决，律师商建刚正式成为法官，大学教师白江正式成为检察官。
这是上海首次从律师、法学专家中选拔高级法官、检察官。
律师可以应聘当高级法官
2014年7月，全国司改方案公布，鼓励律师和法学教师加入高级法官、检察官队伍被写入。上海面向社会招聘1名三级高级法官和1名三级高级检察官。“很多法官干上25年、30年，也拿不到三级高级职位。”遴选委委员、上海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沈志先告诉记者。
但问题是：有多少符合条件的优秀律师愿意来应聘？遴选委成员之一、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盛雷鸣原本心里也没底。数据显示，上海律师去年人均创收额超过70万元，律师个人收入一般为创收额的30%~70%。究竟有多少律师愿意放弃高薪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呢？
实际报名情况远远超出了上海遴选委的预期。据沈国明介绍，方案公布后，遴选委接到了很多律师的来电，还有很多外地律师有意来上海当法官。这应验了沈国明的判断，总有一些律师“不为钱，为理想”而来。
今年3月，上海遴选委拿到了13名律师的简历。遴选委的工作是，在这13人中挑选一人做三级高级法官。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高级合伙人商建刚是其中之一。他在国内的知识产权法、涉互联网法律领域有很高的知名度，专业水准众人皆知。他代理的跨国公司知识产权纠纷案、转基因食品争论案、网络游戏私服第一案等，都曾轰动全国。
盛雷鸣对商建刚的能力赞不绝口，“全部13名遴选委成员面试后一致认为，商建刚最好”。
盛雷鸣深知一个律师经遴选进入高级法官队伍意味着什么。他认为，这将成为未来律师和法官良性沟通的重要桥梁，“彼此职业认同，律师理解法官，法官也会理解律师”。
遴选委面试都问些什么
商建刚上任第一天，出现在媒体面前的他着装与大多数法官不同：修身西服搭配白领蓝条纹衬衣，配上一条深蓝色彩条领带，衬衣的白色袖口恰如其分地比西装袖长出一截，露出精致的袖扣——这是典型的商务着装。
“我现在的唯一‘客户’就是二中院（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今后一定会按照法官的规矩来做事。”商建刚说。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透露了自己经遴选进入法官队伍的全过程。
“所有笔试、面试、抽签，都全程录影、录音，特别严格，感觉比高考、司法考试还严格。”商建刚说，“是真的要选一个律师上来，不是作秀。”
面试总共有两个环节。第一环节是必答题，遴选委会让考生先抽取3道业务考察题目，自行准备半小时后，再口述回答；第二环节是问答题，考生当场回答遴选委成员提出的问题。面试结束后，所有遴选委成员分别独立打分。
商建刚记得，盛雷鸣当场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我担心你能在法官队伍里待多久？”
这同样也是商建刚自己的担心。他把自己为此所作的准备一一向遴选委陈述，家庭收入如何、律所那边怎么安排、家人是否同意、孩子如何安排、未来如何生活等。后来，为了确定商建刚的“决心”，沈国明还专门约见了商本人及其妻子，“我要当面向他爱人问清楚，是不是做好心理准备了”。
沈志先告诉记者，遴选委面试其实有一条准则，即重点看实际办案能力。
有的人虽然很资深、学历高、成绩优，但如果很少在一线接触实际案件的话，遴选委会果断要求其“回去再锻炼一下”。据悉，上海“两院”按照1∶1.2的比例向遴选委推荐经院级笔试、面试考核通过的合格者，遴选委可以根据面试情况从中筛掉20%的人选。怎么筛？主要就是看办案经验。沈国明说，法院当时提交上来按照考试成绩排序的名单，遴选委通过面试，将有办案经验，但笔试成绩相对靠后的7人纳入员额，而没有将排序靠前但审判实践经验不够的7人纳入，调整率为9.2%。
商建刚：做法官不是因为“钱挣太多”
7月26日是商建刚39岁的生日。妻子沈奕斐送给他一句话：“你现在跟我一样，成了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人。”
这夫妻俩，多少都有一些理想主义情结。商建刚放弃“高薪”成为全国第一个由律师“转制”的法官，妻子沈奕斐则是一个潜心做社会学研究的教师。
“过去他老说我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现在，我俩都进了童话世界。”过去时常以专家身份出现在电视上的沈奕斐最近发现，丈夫比自己更有名了，全国人民都在关注他。
实际上，从妻子角度出发，沈奕斐一开始是反对丈夫去当法官的。“律师做得好好的，业绩年年增长，还处在职业上升期，为什么突然要变？”她承认，自己此前拖了一阵子“后腿”，后来她想通了，“以前我要跟他的客户抢时间，以后他工作时间固定，会有更多时间陪我和孩子。”
此前，很多媒体在报道商建刚时称，他年入千万，是因为钱已经“挣够了”才去当法官的。商建刚夫妇均对此予以否认。
“我是个大学老师，本身对物质生活就没什么要求。”沈奕斐说，钱挣多少对家庭生活不造成本质影响，对于丈夫当法官，她更多考虑的是“生活自由度”，“过去他的时间都给了客户和团队，现在按时上下班，应该能更多陪陪家人。”
商建刚则澄清，他的年收入远远没有“达到千万”。“我是高级合伙人，下面还有初级合伙人、资深律师、初级律师、法律秘书。我们整个团队去年创收1300万元，而且这相当于营业额，不是实际所得。”他说，此前媒体对他收入问题的过多关注，给他、给律师界都造成了一些困扰，“好像律师很容易挣钱似的，这是误读。”
他告诉记者，自己远远称不上多有钱，但自己怀揣着一个“法官梦”，“对一个法律人来说，能参与到本轮司改过程中去，所获得的经历，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为了当好这个法官，商建刚停掉了要收年费的白金信用卡，解散了自己的律师团队，把自己手头的核心客户拱手送给了别人。
进入法官队伍后，商建刚说，会尽量让自己“一切透明”：办案过程中遇到以前的律师同事、客户、熟人，都会公开，并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是否需要回避。
商建刚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以自身的经历“告诉年轻的律师们，好好当律师，未来有一天可能被遴选成为法官。这才是真正应有的法律人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