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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林又一次摁掉手机，这是一天里父亲的第四个“逼婚”电话了，他已经害怕再听到父亲的那句：“这女娃，你几天能定？”
这个1985年出生的陕西小伙很想对着电话嘶吼一句，“我定不了！”就像他在连锁快餐店里放的那些歌曲一样地嘶吼，可他不敢。
隐隐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哭声，他心里有股火往上拱，“烧得难受”。
他闭着眼睛，合衣斜靠在床上，外面的灯光照进来，眼前忽明忽暗。听到不远处火车经过传来的轰轰声，“开往甘肃的。”他说。
他坦陈，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朝一日会跳上这列火车，逃离这里。
这个穿着“Everything is in your hand”（一切尽在掌控）T恤、2年内开了3家连锁快餐店的小伙，却不能掌控自己的婚姻，“等缘分到了，跟自己喜欢的女娃结婚，不好吗？”
“这得等到啥时候！” 70多公里之外的西安市周至县送兵村，李兴林的父亲脸涨得紫红。这个盼着儿子结婚已经10年的陕西老汉实在不明白，为啥儿子挑个媳妇这么难，村里没结婚的女娃越来越少，“不上学18岁就被人定走了”。
人得孝顺，比如老汉自己，听父母的话，早结婚生育下一代。
这种家庭的延续是从不要求好吃好喝从不打牌玩乐的李父对孝顺的要求。
“你家儿子还没定吗？”在猕猴桃园浇水的李父老两口又一次被问到。就在不久前，一向腼腆的农村老太太李母，去药店里拿药，因为不懂瓶子上的字请卫生员给她读一读，却换来一句“拿回家，让你孙子读不就得了”。
“当时就气炸了！”
说好的周二订婚，拖到周五，周四打电话让回家准备，又不接电话。
李父说，当时血往头上涌，“把他店砸了，车砸了，看回家订婚不！”
烈日当空，老两口拦下公车，直奔咸阳。
一个半小时后，“哐”一声，李父冲进快餐店，吆喝着“不干了，不营业了”，搀起吃饭的顾客，就往门外推。
店里的经理出来劝，硬挨了老汉一胳膊肘子。
“把他给我叫来！”李父挽着袖子喊，老伴守在门口，不让顾客再进门，老汉自己跑去另一家店。
不接父亲电话，被父亲满世界找，此时在另一个县区分店进货的李兴林接到店员打来的电话，想着父亲这样“得罪”了顾客，只能实话实说。
于是，“父母逼婚 暂停营业”的白纸黑字贴上了大门。
守在门外的母亲，因为不识字并不知道门上贴的是什么。
可识字的李父，在路对面老远就看到了门上的“逼婚”大字。
“他咋不想想，为啥逼婚！”气不打一处来的李父抓起凳子就往收银台的电脑上扔。
听了店员的“通风报信”，李兴林更不敢回店里，怕见面是火上浇油。
抱着膀子，坐在店外，李父老两口僵持到半夜12点，才被小女儿劝上出租车。
在那个有着2000多人口的村子，“到了30岁还没结婚的”只剩李兴林一个了。随着村里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女青年走出去，男方付的彩礼钱也越来越高，从几年前的三四万元一路升到10万元。
“别人50岁都抱上孙子了，我60岁的人连儿媳妇都没瞧见。”说起这些，出车祸摔坏腿也没吭一声的老汉突然掉了泪，“我把他养这么大，我白天干木工，晚上给人掏井，这么费劲赚钱不都是为了他！”
咸阳市距离周至老家，虽然只有70公里，开车不到一个小时，但李兴林“回家的次数，用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坐一会就得跑，唠叨怕了。”李兴林坐在自己的店里，翻看着账本摇头。这个在咸阳市中心占地70多平方米的店面，是由3年前一个不足4平方米的凉粉小摊位“长大”的。
虽然连站10多个小时站得不会走路，李兴林还记得小排档第一天开业时卖了1000多碗凉粉。
当年油迹斑斑的小排档，如今的大玻璃窗已经被店员擦得能照出人影，坐满人的桌椅，还有散发着香味的凉粉、肉夹馍、臊子面……以及现在每年每家店二十几万元的收入。
就在300米远，市中心的另一处，还有他的另一家快餐店。虽然两家店非常近，销售却都很好。
“这家靠近住宅区，另一家靠近旅游景点和购物广场，怎么会影响。”大专毕业的李兴林爱钻研，爱读书。他旁听大学的讲座时认下了做律师的师傅，在花两万元上9天课的餐饮培训课上，结识了在武警学校的大校，成为忘年交，甚至因为一张罚单，他跟工商管理局打上交道，他说这叫“不打不相识”。
跟这些朋友，他能聊聊自己的爱情和理想，比如，“要做成品牌，开200多家连锁店”。比如，“想要一个文静、有气质有时还会撒撒娇卖卖萌的女娃”。
而在70公里之外一片猕猴桃林掩映中的老家，他很少提“爱情”“理想”这两个词，这样的词在当地意味着“不知好歹”。
被父亲逼急的时候，他也忍不住说一句“40才结婚的人一大把”。
“城里人是城里人，咱村里啥样你不知道？”每当这时，父亲夹杂着怒气的吼声让他又一次逃离家门。店面越开越大，他跟父母的对话越来越少，与老家的联系也越来越少。
夜里12点，李兴林从店里走出来。稍凉的夜风里，他向记者回忆当年摆摊卖肉夹馍那个“冷死人”的冬天，“一辈子没那么冷过”。那天，他也是站到夜里12点。以后的日子，即便晚上加工、白天连轴转，陪着笑脸应付大大小小的各种部门，再大的困难，他总会想起那个晚上，“冷到腿木，都挺过来了”。
“他是年轻人的想法、城里人的想法，跟老家老一辈肯定有冲突。” 35摄氏度的夏日仍穿着白袜黑皮鞋的表叔老杨，曾是当年的县高考状元。更多时候，李兴林跟这个曾在县财政局工作多年的表叔说话喝酒。
“表叔成了我和家里的桥梁，他说的话我爸还能听一听。”李兴林对着表叔端起酒杯，自“砸店”后，父亲已不再让他进家门。
在表叔眼里，李兴林是个有出息的孝顺孩子。过年的时候，李兴林会给父母磕头。“磕头”意味着对长辈最高最深的敬意。去年父亲生日，他特意开车回家，把父亲接到县城的一家高档饭店，当着宾客们的面，跪在父亲面前给他磕头祝寿。
可这并没有让父亲满意，除了“马上结婚”。
“将来，跟老婆一块，赚了钱资助贫困小学生上学。”这个个子不高、还没110斤重、常在店里忙到凌晨的陕西小伙不敢跟父亲说自己的想法：创业开店到200家，不单单是做一个生意人，而是成为商人甚至是企业家。因为生意人“唯利是图”，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企业家则“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担心村里人笑话，砸了儿子店的父亲推掉了跑来采访的多家媒体，“丢人！”
这个位于秦岭北麓的村子，是个典型的留守村。
只有春节前后，村子才是热闹的。外出的年轻人回来了，那时也是相亲的旺季，村里3家小超市门前的年轻人就没断过，几天下来，门前铺满厚厚一层的瓜子皮。
看到李兴林带着女记者，坐在门前乘凉的大婶大娘交换着眼神，有的忍不住，拿着蒲扇挡在嘴边，小声嘀咕着。
因为30多年的猕猴桃种植，村里条条马路通往外界。几公里之外就是道教文化发祥地，世称“天下第一福地”的楼观台。
可进村的马路、汽车、旅游宾客、电脑，并没有给村民在结婚生子观念上带来多大的改变。
“啥，40岁再结婚，活着还有啥意思！”村里人反应出奇地一致。
外面贴着白瓷砖的小楼便是李兴林的老家，小楼被一条小过道明显地分割成两片。一片是大儿子李兴林和二儿子的房间，两米宽的大床、席梦思的软床垫，白洁的墙面，还有墙上镶着镂空外壳的壁灯。对面光线暗沉、土炕、木头土柜子则是老汉和老伴的房间。
这样的分割已经四五年了，早早装修好的房间给儿子结婚用，可大儿子没结婚，就轮不到二儿子，更甭提还有个小闺女。 老两口日日为儿媳妇揪心。“砸店”回来，看着家里整修的房子，李母想着眼不见心不烦，跑去西安给学校后厨帮忙。
“你知道这一个纸条费多少力气”，李父“嗖”地站起来，从里屋取出一叠小纸片：收据票、药盒、包装纸……每张纸片的背面都写着女孩和媒人的电话号码。他认为，紧紧攥着的20多个纸条，是20多个媳妇。“人家相3个就定了，这么多女娃，他就都没有看上！”
老汉委屈地落泪，听说隔壁村有姑娘还未出嫁，他赶十几里路，扛着牛奶和蛋糕，厚着脸皮，去几十年没来往的亲戚家里“坐坐”，就为讨一个电话。从去年4月，一年多，他给儿子攒了20多个纸条了。
末了，李父踮起脚，小心地将20多个纸条放进床头的小木抽屉里。外面小孩子嬉闹的声音，隔着紧闭的大门，一声不落地飘进屋里。
本报记者 丁菲菲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