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待遇要增加到使农村教师岗位有足够吸引力，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北京师范大学袁桂林教授参与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的制定，但日前在一个教育论坛上，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在计划中，只是强调了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但是没有明确要增加教师工资。”
定向培养乡村教师需要细化操作
对于阶段性的《计划》，袁桂林认为有几个亮点。
第一是强调了广大乡村教师为中国乡村教育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二是提出“鼓励地方政府和师范院校根据当地乡村教育实际需求加强本土化培养，采取多种方式定向培养‘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
“本土化培养”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成功的实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各省份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对象为小学教师。这些学生接受师范“全科教育”，专业功底扎实，综合素质较高，担负起乡村教育的重担。2000年前后，一大批地方中等师范学校被停办，导致农村学校得不到高质量的新鲜师资力量补充，师资短缺和师资质量下滑问题日趋突出。
“要不要恢复中等师范？在中专和本科层面有什么样的特殊招生政策？怎么保证学生还回到自己所在的乡村服务？”袁桂林认为，落实“本土化培养”在操作层面要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只要能够提出就是有意义的。
小规模学校成常态，农村要提“班师比”
袁桂林指出，“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也是《计划》的亮点之一。据了解，以前全国生师比是3个标准，乡镇以下的23∶1，县城是21∶1，城市是19∶1，教师编制对农村最不利。2009年中央编办文件提到了“二分法”改为两个标准，县镇和农村统一标准，城市还是特殊的。2012年国务院颁发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里谈到了统一标准。
“可以说，在《计划》里只是再次重申城乡要统一生师比，这是非常重要的。”袁桂林了解到，城乡统一标准落实得不好。今年5月，他曾到河北省一个县里调研，发现当地参照的还是2001年的标准，21∶1。
“按照生师比和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村小、教学点编制”是让袁桂林感到满意的一点：“我们是班级授课制。但农村大量是小班额的教学、小规模的学校，因此只是单纯强调生师比不太现实。”
他透露，有关部门近期两次会议都谈到班师比2.5∶1，也就是一个班配2.5个老师。但是要真正达到这样的配置，难度极大。另外，农村教师配备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说学科门类不全。
“确保开足国家课程，重点要先解决教师全覆盖的问题。北师大和东北师大的调查都显示，目前大约3/4的农村学校音乐、体育、美术、计算机和英语老师配置不齐全。北师大有关基础教育的监测调查显示，国家规定小学三年级就要学习外语，这使得农村教育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接下来的中考和高考英语都是核心科目，而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在农村很多学校做不到。”袁桂林分析，到了初中，这些学生要零起点学英语，一下子成绩就拉下来了。所谓初中阶段辍学人数增加，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习跟不上。
乡村教师待遇要高到必须让人家眼红
“市区学校的一位老师说，你们学校多好啊，每个月可以多拿200元，我反过来问他，那你为啥不去？不吭声了。”尹文明是河北邢台市南陈村小学的副校长，他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目前当地给农村学校教师每月补贴200元还是吸引力不高，“我感觉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必须要幅度大，必须让人家眼红，这样才会有城里的老师主动去农村”。
尹文明有一个同学在农村学校当校长，极度缺老师，连续几年跟教育局打报告要老师。前两年教育局答应给他们3个老师，校长挺高兴。可是快报到的时候，一个老师听说他们学校条件差，想办法托关系留到了条件比较好的城里学校。最终有两个老师到学校报到，这位校长也非常高兴，带着老师去看周边的环境，还没有看完，有一个老师当场就说不干了，直接辞职回家。
袁桂林赞同尹文明的观点，认为《计划》提出的解决农村教师问题的举措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比如待遇问题，仅仅是说弥补过去拖欠的问题，过去有一些政策没有落实，包括福利、配套的补助等，《计划》中并没有明确说提高教师工资，而是强调政策都要落到实处，具体怎么落实不清楚。”
袁桂林认为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教师流动：“现在的做法还是多年前的对口交流，是单向的，让城市老师到农村‘镀金’，回来再评资晋级。双向流动做不起来。”
袁桂林提出：“能不能让乡村教师也到城里来工作一年？农村老师没有流动的权利，这是最大的失落。他们之所以会有倦怠感，没有钻研业务的动力，就是因为缺少业务提升的通道。不强调双向和全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