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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不管是在“北上广深”还是在二三线城市，不管是在大的民营企业还是在小的初创公司，越来越多的90后大学毕业生开始思考并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么，自己的奋斗兴奋点在哪里，他们也正在经历着从“父母或老师认为的好工作和成功”到“我自己认为的好工作和成功”这样的转变。
一项针对毕业生选择工作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调查显示，毕业生首要考虑的因素是“能够令职业生涯和个人兴趣一致”，占调查人群的33%。好工作的标准不再单一地聚焦于稳定，开始出现有趣、好玩儿、时尚、开拓视野、提升自我、有助于理想的实现等词汇。这种如此强烈的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可能让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更加全面和个性化。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新兴的具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和创业型的公司，成为大学毕业生更愿意去的地方。
吉林大学商学院2014届毕业生刘瑞（化名）在找工作的时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想出去玩玩儿，见识一下世面，做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趁着年轻锻炼自己”。
刘瑞喜欢深圳，那种开拓创新的城市精神和敢闯敢拼的劲，让她觉得特别兴奋。但由于离家太远，她最终选择了北京，在链家的“自如”工作。“当时也可以考各大银行，但就是不喜欢，我就想接触点年轻人爱玩儿的东西，比如很流行的O2O的商业模式，“自如”做的就是这个。我以后是想在这方面创业的，所以在自己做之前，先来大公司学两年。”刘瑞说。
说起父母的态度，刘瑞表示：“爸妈对我比较随意，我想干啥干啥。他们也提议过让我考公务员，我说不要，他们就不再说了。我一是觉得不好考，浪费时间和精力，二是真的不喜欢，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何必呢？”
刘瑞确实很“任性”，在“自如”工作不到一年，她就跳到了58到家，做起了培训的工作。在她看来，年轻人就是要出来多闯闯，多看看，哪怕最后一事无成，也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多见见世面总是好的。
在选工作时，她觉得要以喜欢为前提，然后就是要能生存下来。“我最终还是会回家的，但是什么时候回，就不确定了。有了好的点子和伙伴，我可能就回去创业了。”刘瑞说。
北华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董微（化名）没刘瑞那么幸运，在坚持做自己想做的这件事情上，她一直在和保守的父母做“斗争”。
父母希望董微当一名老师，或者去事业单位找个稳定的工作。可是，这种“一眼看到退休”的工作让她感到枯燥、无聊，甚至是恐惧。恐惧没有新鲜的东西冲击她的神经，害怕自己也变得像父母一样墨守成规。
于是，在2014年3月还没毕业的时候，董微就独自一人去了上海，开始找与酒店管理、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她觉得，这样的职位能凸显自己的能力，不平淡、不枯燥，还有广阔的上升空间和发展平台，“不像很多事业单位需要论资排辈地往前走”。
“我更喜欢自我突破、自我创新多一些的职业，很多新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就有这样的特点，特别是在大城市成长起来的，这种‘不变就会被淘汰’的基因很吸引我。”董微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到了上海半个月之后，她找到一个猎头公司的工作，每天要看七八十份简历，还要从中找出20份适合相应岗位的简历，与应聘者打电话确认后，再将其个人信息登记好。
为了干好这份工作，董微很卖力，早上9点上班，晚上10点多才能到家，周末也要加班，常常睡不够。但她觉得这在大城市是一种很普遍的状态，一点也不奇怪。当父母还在担心女儿又忙又累的时候，董微却很享受这种“创造很大价值”的感觉。
“我喜欢创业型企业那种乐观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虽然很忙碌很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我觉得现在成功的定义应该改改了，不应该再像父母那样找了‘铁饭碗’就是成功了，而应该是努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才是成功。”董微说。
谈及未来，董微想自己做点什么。她喜欢韩国、朝鲜的一些特色零食，就想自己开一家网店。
北京国能国新系统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5年内从20人发展成具有两家公司共300多人的民营企业，该公司人力资源人员高岩说，大公司结构复杂、部门多，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是一个坑好多个萝卜，分到手里的活只是那么一块，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能干那么一块的活，其他模块的东西接触得少，提升锻炼的机会也少。而像这样由北漂创业起来的公司，领导层都是80后，很注重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只要有能力和魄力，就可以同时参与好几个项目，这种锻炼程度和提升空间是巨大的，跳槽的话会很有竞争力。
在该公司近两年的发展中，有入职两个月就被任命为副经理的，还有刚来做销售助理、半年后转销售、一年后转区域副经理、现在干到了销售经理的90后主管。
在北京大学中国职业研究所教授李杰看来，过去大家扎堆挤公务员、报考研究生、进国企央企。现在，整个态势正在发生转变。比如，随着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整顿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公务员的相对优势实际上在逐渐简化、褪去，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新的公务员不再有那么多优厚的福利了。反而是一大批新兴的民营企业，正在为大学生们提供着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可能，且待遇可能更加丰厚。更重要的是，90后毕业生在找工作时，所受的传统观念束缚没那么重了，稳定的工作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他们在找工作时开始考虑自己的志向、兴趣，这其实是一个好的的信号。
“理性的就业观，就应该在择业时与自己的职业规划、社会的发展走向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为了外在的东西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李杰说。
本报记者 马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