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术的归学术 官场的归官场

    最近，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开始挥舞剪刀，将缠绕在身边的一些不甚美观的枝蔓纷纷剪落，引得叫好声一片。

    这些枝蔓扎根于学术之外的其他土壤，却试图假学术之名汲取养分。从今年的科学院院士选举开始，院士遴选渠道由以前的三种变为两种，仅留下院士推荐和有关学术团体推荐——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

    截至8月1日，201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通信评审工作已经结束，选出初步候选人157位，比上次增选的入围名单缩减一半。在这一届初步候选人名单中，看不到官员的名字。

    这是中科院院士制度改革后首次增选。该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此前专门发出关于重申院士增选工作纪律的通知，“要求广大院士自觉抵制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以及行政干预增选工作”。

    为如此改革叫好。让学术的归学术，官场的归官场。这样的改革思路简单清晰，又极其锋利。

    不得不承认，改革，是因为院士制度病了。这个代表最高学术成就的荣誉团体，本应站在学术的最高峰，可愈发臃肿的身躯让它变得步履缓慢。院士增选曾被学术界认为是严苛的选举。按照国际惯例，候选人通常由院士提名。但是在当下的学术界，“由省市自治区、部委、央企等组织的单位遴选”也是院士增选的途径之一。

    原本是学术圈内的事务，因此开始与行政力量纠缠不清。有媒体报道，为了遴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市曾在2011年成立了由时任副市长吴刚挂帅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包括13名在重庆工作的院士和5名政府官员。

    还有好事者曾检索2011年中科院院士增选工作的145名初步候选人，发现“厅局级和部省级的高官达35%”。在2013年两院院士增选中，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耿汝光等人，出现在工程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中。另还有一名副部级干部的名字。

    行政职务和学术能力并不冲突。可是，当这两个来源于不同话语体系的力量被搅拌在一起，原本清澈的环境变得浑浊，一些阳光下难以生存的东西找到了存在空间。

    比如，曾于2007年和2009年两度参评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院士的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其专著涉嫌造假。他在庭审中供述，曾向企业索贿2300万元，因为参评院士“需要花很多钱”。

    这样的例子或许极端却未必特殊。一种可以想见的情况是，高官或高管履行职务，常常会剥夺其研究时间。当学术研究有所欠缺时，自然有人寻求行政或其他外力为其烘托。

    在学术面前，这种外力强势而霸道。对院士制度有所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曾说：“一个省的副省长，一个部的部长，或者大企业的老总，在系统内肯定很有地位，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初选对他们很有利。”

    从这个角度讲，这项改革来得太晚而不是太早。

    有官员谋求院士的称号为自己镀金，这样的冲动不难理解。在张曙光落马前后，多名铁路系统人士向媒体表示，“一旦官位加上学术地位，在铁路领域项目规划和建设中的发言权就更大”。

    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院士对资源的掌控不言而喻。院士申请的课题经费可达上亿元人民币。

    那些掌握着行政权力的院士，熟悉官场逻辑甚于了解学术前沿，在掌控资源上往往更具优势。他们如何能够保证不压制真正的学术创新，不成为年轻学人前进的绊脚石？

    行政权力要求攀附，来自学术的力量若只是俯身依从，就会让局面变得不可收拾。这一次，中科院在本次院士增选中大力剪下这些纷纷扰扰的枝蔓，阳光才找到了照射进来的缝隙。

    当然，赞赏的同时我们也并不讳言担心。剪枝行动并不意味着治本，在增选过程中对行政权力说“不”的院士制度，并没有彻底清净下来。高校聘请院士给予的高额福利待遇、各地给予院士的副省级待遇，无一不提示着院士身边并非只有学术的枝叶，权力的大手其实一直萦绕左右。若不从根部剥离权力的缠绕，谁能保证那些高官或高管不会嗅到熟悉的味道，千方百计寻找规则的漏洞再次试图攀附？

    一个被经常提及的样本是，在一些发达国家，“院士”是“会员”制，会员没有工资只有补贴，而且要缴纳会费。有媒体记者曾经采访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当大家纷纷以“朱院士”相称时，他很认真地说：“请不要叫我院士，直接叫名字好了。”

    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摸到那些学术周围伺机而动的枝蔓的根部。斩断它们，才能真正让学术的归学术，官场的归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