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全民奥数”死灰复燃

    最近，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队不敌美国的消息，重新引起舆论对奥数的热议。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次竞赛成绩本来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这并非中国队第一次失手。统计显示，中国队总计参加的25次竞赛中，夺冠19次，有6次未得冠军。如果像乒乓球、羽毛球那样，中国队老霸着冠军，又有多大意思呢？

    这次竞赛成绩之所以引人关注，好像是有些人借题发挥，为近年来国内整治奥数热“鸣冤叫屈”。有人质疑“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似乎是错打奥数酿成的结果。这种说法故意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奥数，必须要加以澄清。我们要“打倒”、整治的是小学阶段的“全民奥数”，与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包括物理、化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等学科的竞赛，是在高中阶段进行的。因为高中是青少年学科兴趣形成、个性发展的关键时期，可以通过学科竞赛发现其学科潜质，激励和培养优秀人才。我们要抵制的“小学奥数”是因“小升初”择校竞争而火爆的，在许多大城市覆盖了多数儿童，形成所谓“全民奥数”的乱象。“小学奥数”的利弊早有定论，数学大师认定这种高难度的“数学杂技”有害无益，与培养数学思维毫不相干，相反是在败坏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大多数小学生根本不适合这种学习，他们因不断的失败而身心俱伤，从小涤荡了学习数学的动机。近年来各地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治理“小升初”择校行为，使得“全民奥数”明显降温。但是在各级招生录取中，奥数的影响依然存在，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利益集团，对此不能掉以轻心，不能让使广大儿童深受其害的“全民奥数”死灰复燃。

    与奥数相比，体现普通学生学业水平的PISA测试，对于教育评价更有意义。那么美国的奥数和数学教育，值得我们反思的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普通教育与培养数学英才应区别对待——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基本情况已很清楚，“绝大多数美国的中小学生都不会接触奥数，而真正对奥数感兴趣的学生则会非常投入”，这样的人群不会超过5%。选拔优秀者的“全美奥数竞赛（AMC）”参加者为8年级、10年级、12年级的中学生，相当于我国的初二、高一和高三（《文汇报》，7月20日）。可见，人家是没有小学奥数、全民奥数的，也不会将“起跑线”不断前移。美国很重视发现智力优秀的“天才儿童”，中小学会对学生进行智商测试加以甄别，但对这些智力优秀的儿童并不是将他们“连根拔起”，只是给他们多一些关注和课外的学习任务。

    对于美国人数学能力的“两极分化”我们都深有感受：普通人如商场的收银员，两位数的加法必须使用计算器；与此同时，具有高度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层出不穷。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不仅小商贩的心算水平普遍极高，我们的PISA数学成绩也远远高于美国；但是，拔尖人才奇缺。这就是钱颖一教授所说的“高均值、低方差”现象，即平均水平较高，人才的差距较小。事实上，我国中小学对数学的重视程度极高，几乎所有重点学校都是以理科优秀为号召的。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数学教学的难度也很高，超越了多数学生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混淆了培养数学尖子与普通教育的区别？也许，我们需要借鉴美式教育的“区别对待”，降低“均值”而加大“方差”：面向普通学生的数学可以明显降低难度，不应使数学成为导致众多学生学业失败的“拦路虎”。同时，主要通过中学阶段的课外活动和定向培养，使少数对数学有兴趣的学生得以发展特长，形成“中均值、高方差”的格局。

    事实上，我们的各级奥数竞赛，也是以发现选拔优异人才为追求的。那么，另一个更为值得追问和反思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批拔尖人才，“昔日神童今何在？”25年来，在国际奥赛中获金牌、银牌的中国学生数以百计，在全国和省级竞赛的获奖者更是成千上万。当年和他们同台竞技的外国学生，不少已经成为数学界的明星大师，典型如获得世界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的大洋洲的陶哲轩、越南的吴宝珠。那么我们的金牌得主今在何方、在干什么？建议历届奥赛的金牌教练不妨做一些统计，加以回应。据从不同来源获得的不完整信息，我国的金牌得主不仅少有出类拔萃的成就，仍在从事数学研究的也不多。当他们能够选择的时候，许多人逃离数学进入了华尔街。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人才浪费和教育失败。这种情况不限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界。当年那些星光闪烁的钢琴、小提琴神童，长大后也大多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上了有房有车有绿卡的幸福生活。解释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他们未能走得更远的原因之一，是高度的功利性。这些似乎有远大前程的神童，其实从小并没有对数学和艺术有强烈的个人兴趣，是由于家长的威逼以及择校、保送的利诱而上路的。当他们获得名校录取或者博士学位时，就意味着到达了终点。在这个意义上，剥离外在的功利，还奥数竞赛的本来价值，使真正热爱数学的学生乐在其中，可能更有利于拔尖人才的成长。

    这需要同时改革我们的评价制度、考试制度。不能为了选拔少数优秀学生而强调考试的区分度，将广大学生绑架在高难度的“战车”上。考试评价同样应当“区别对待”。例如，美国的多数高校只需要反映学生基本学习能力的SAT1的成绩；为了甄别学生的学科潜质，少数大学还要求提供相应的学科考试即SAT2的成绩。最终，结合一次性考试成绩和高中学业成就、社会活动等综合评价，高校自主录取。对于考试改革中降低难度系数造成高分学生的增加，不必大惊小怪。我们都知道610分与615分的学生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摒弃“唯分数论”的分分计较，等级化评价是更为科学的。如果将前5%或10%的学生界定A，那么这些学生之间的差异并非分数高低，而是在价值观、人格、非智力因素等综合素质方面。这就为现在可有可无的综合素养评价让出了空间。高校需要做的，是通过综合评价将那些真正适合的学生甄选出来，而不是竞争高分学生、继续助推“高考状元”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