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在战争、人口贩卖、童工、童婚等因素影响下，儿童失学已成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弱势群体，女孩的受教育权更是很难得到保障。不过，即使在世界最危险、贫穷的角落，仍有一些女孩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和所有女孩能够上学而抗争到底。
“教育是女孩保护自己的盾牌”
约旦广袤的赭色沙漠里，16岁的玛松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飞奔到学校——阿兹拉克难民营旁一座被铁丝网包围的建筑。她正在学习英语和计算机，还惦记着明年的课程和书本在哪里。
2013年，叙利亚内战快打到德拉市时，玛松跟着父母和3个弟妹逃到约旦。几经流离后，他们去年才搬到条件相对不错的阿兹拉克，并拥有了一间23平方米的铁皮房子。
每天早上，她都会挨个帐篷催促邻居家的女孩上学，但教室里的人还是越来越少。两个学生辍学结婚，班上只剩下5个女孩。“我试着告诉她们，但她们不听。”玛松告诉美国“每日野兽”网站，“她们没看到早婚的负面影响。”
残酷的内战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在绝望中越来越希望通过婚姻来保障女儿的安全和经济稳定。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过去3年里，约旦叙利亚难民早婚率飙升，从2012年的18%增至2014年的约1/3。
但玛松认为他们正在犯一个大错误。过去两年来，她在难民营挨家挨户、不知疲倦地阻止童婚，但年轻新娘的数量还是猛增。根深蒂固的信念很难破除，小女孩对长辈的影响力更是有限，但玛松韧劲十足。她在博客中写道：“我们有权利上学，我觉得我对社会有责任。作为女孩，我可以用友好的方式说服别的女孩继续学业。”
临时搭建的棚屋里，17岁的阿梅娜抱着一岁半的女儿，和母亲努尔坐在地板上。她说话温柔，用粉色的头巾包裹着年轻的面庞。
从叙利亚逃难到约旦后，走投无路的父母只好将14岁的女儿嫁出去。当时，她刚上完7年级，但没有丈夫的女孩在难民营处境危险。“我以为是为女儿好。”努尔告诉“每日野兽”网站，“我们没其他选择，只能这么做，随便什么人都能轻易地绑架或侵犯女孩。”
阿梅娜的父亲精心挑选了一名29岁的追求者，但他看走了眼。这个有暴力倾向的男子常虐待阿梅娜，还曾向她身上浇开水。直到那时，努尔才意识到他们低估了现实的残酷。
离婚后，阿梅娜的丈夫开始发威胁信息，要求再婚，否则就杀死她全家，有一次差点得手。自那以后，阿梅娜多次试图自杀，服用抗抑郁药物，饱受恐惧折磨。
在玛松的反复劝解下，阿梅娜决定走出阴影，在下学期去学习英语和文学。她希望其他家庭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女孩唯一该做的就是受教育”。
“许多父母以为女儿早婚就能得到保护。他们不明白，如果婚姻失败，他们的女儿会更脆弱。”玛松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教育非常重要，是我们保护自己的盾牌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保证女孩受教育是“时代的民权斗争”
只有一个小窗口的黑暗教室异常闷热，38名女孩几乎无法呼吸。她们分享9张桌子和几张长椅，老师试图用光明的未来和诸多可能性说服她们留下来。
女孩们静静听着，眼里充满担忧和疑虑。就在前一天，校长接到了陌生组织的警告，要求他关闭学校，否则就会杀了他。但她们对知识的渴望超越了这些障碍。
在推翻塔利班统治多年后，阿富汗女孩仍在苦苦挣扎着争取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有些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有些则停滞不前。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尽管阿富汗如今有约250万名女孩上学，但真正能固定上课的明显少得多。在多数地区，小学的男女比例约2：1，到中学就会成为4：1。在80%以上的农村地区，中学里根本没有女孩。
在印度妓院老板的逼迫下，尼泊尔女孩吉塔9岁就开始化妆、站在街头拉客。她熬夜到两点，还常被“顾客”辱骂殴打。14岁时，她被警察和非营利组织“尼泊尔母亲之家”营救，就此获得新生。
谈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吉塔至今都为自己感到“难过和沮丧”。她是被亲戚卖到印度的，母亲以为女儿在服装公司上班。接受教育后，吉塔成了“尼泊尔母亲之家”的一名工作人员，继续着解救女孩的事业。
据《印度时报》报道，每年有约1万至1.5万名尼泊尔女性被贩卖到印度从事性工作，“卖身价”500美元（约合人民币3100元）左右。对她们而言，上学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跟随母亲从叙利亚逃难到黎巴嫩后，迪朗在一家大蒜厂辛苦劳作着度过了自己的11岁生日，只为给自己和母亲换来一席之地。如今，13岁的迪朗希望回到学校，将来成为一名教师，“把悲伤赶出孩子的心”，但她没钱支付上学的费用。
据美联社报道，约旦已收留了140万叙利亚难民，在联合国难民署注册的学龄儿童有22万，实际数字还要高得多，其中只有13万人能接受正规教育。
正如英国《卫报》所说，由于战争、贩卖儿童、童工、童婚等现象的存在，过去20年间，普及教育的进展不仅在部分地区停滞，甚至出现倒退，失学儿童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1.24亿孩子失学，其中小学年龄段的儿童有5900万；成年文盲人数达7.81亿，其中2/3是女性。全世界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生中，1/8的女孩在2013年辍学；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失学的孩子中，有一半永远不会重返校园；在亚洲西部和南部，80%的失学女童无法重返校园，而男孩中这一比例只有16%。
联合国希望到2030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学龄前、小学以及初中教育。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现有基础上每年额外投入2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50亿元）。
在英国前首相、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布朗看来，让女孩上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权斗争”，“结束对女孩的偏见、歧视和排斥，让我们成为保证每个女孩基本权利的第一代人”。
“她们都是马拉拉”
15岁的沙洛克和母亲曼纳赫尔及两个弟弟住在离操场不远的白色集装箱内。13岁的阿卜杜拉不去上学，也不让姐姐去。沙洛克对此没意见，她压根儿就不愿离开这间屋子。
曼纳赫尔希望孩子们去上学，将来过上好生活，但这简直难以想象。“这不可能。”她告诉CNN，“这里是阿兹拉克，一片没人居住的沙漠，就算鬣狗也不会来。”
但最近，玛松的频频到访打破了僵局。两周前，她成功让沙洛克同意在今年9月回到教室。“玛松解释了教育对我们的未来有多重要。”沙洛克平静地说，“我以前就知道，但她坚定了我的想法。”玛松说，下一步她要“攻下”阿卜杜拉。
在玛松的激烈反对下，一个原本打算嫁给和她父亲一般年纪的男人的17岁女孩改变主意，回到了学校。因此，她被不少媒体称为“叙利亚马拉拉”。
说起这位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教育活动家，玛松的眼睛亮了。“被称为‘叙利亚马拉拉’让我很骄傲，她是个努力、专注、强大的女孩，给了我巨大的动力。”她告诉《赫芬顿邮报》，“她是个大英雄，让我意识到，难民也不能放弃希望，我可以上学。”
马拉拉也对这个“怀抱伟大梦想”的难民女孩印象深刻。去年12月，玛松和其他3名年轻女孩一起被邀请陪她出席挪威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拉齐亚在印度密鲁特市郊的村庄长大，10岁时和家里其余4个孩子一起，被父母送到工厂缝足球补贴家用，每天都被针扎得手指流血。在这里，教育被视为影响家庭收入的不必要行为。2008年被非政府组织突袭解救时，这个从没踢过足球的女孩还不知道“足球运动员和商人动辄赚数百万美元，而我们被困在饥饿和奴役的恶性循环中”。
据《印度时报》报道，被救出几个月后，拉齐亚顶着父母的压力，在非政府组织的营地学校上了学，并考入当地公立学校。2009年，她帮助非政府组织救出48个孩子，说服许多贫困家庭同意送孩子上学，并担任该国救助童工组织的领导者。在很多人眼中，她是“印度马拉拉”。
24岁的阿什维尼出生于印度贫困农村，从小因天生目盲饱受歧视，但她全力争取到了上学的机会。在被多所大学拒绝录取后，这个面临多重歧视但学业优秀的女孩终于考上了印度班加罗尔大学。如今，她已成为印度著名的残障人士权利斗士，并开了一家专为视障儿童服务的寄宿学校。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为表彰阿什维尼“积极并坚定地倡导残疾女孩的受教育权”，联国在2013年授予她全球教育青年勇气奖。今年6月，她又获得了英国女王颁发的青年领袖奖。
英国《卫报》评论称，在这个黑暗而危险的世界，这些女孩作着非凡的努力。她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每个人的勇气同样惊人。在布朗看来，“她们都是马拉拉”。
本报特约撰稿 郭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