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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房吗？贵单位凭什么立定此项规定？”这是云南省盐津县普洱镇派出所一位民警的点评。在为市民开具无犯罪前科证明时，他把这些话写在了证明上。
从云南买房无犯罪前科证明，到西安救助流浪汉要开“无主”证明，近日，“奇葩证明”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全国政协常委田岚等专家学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要求老百姓开“奇葩证明”，是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的落实过程中“偏于被动”。
“懒官、庸官、不作为的官”是简政放权的障碍
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田岚告诉记者，要求老百姓开“奇葩证明”，是出于政府部门官僚主义的惯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也认为，“懒官、庸官、不作为的官，是简政放权的重要障碍。”
田岚在7月10日参加了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会上，政协委员们列举了目前简政放权遇到的现实烦恼，认为群众对简政放权的“获得感”总体不强。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研究基层治理多年。他表示：“现在简政放权推进速度比较快，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中央的主动推动力度比较大，而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在这一进程中显得偏于被动、滞后。”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简政放权”在地方政府层面还有很大的推进空间。
“即使取消了很多行政审批项目，也还有继续放开的空间，政府、市场和社会还没有划清楚界限。”陈天祥认为，“其实企业最在意的不是审批与否，而是能不能顺利批下来、审批标准是什么。无差别、公开透明是最重要的”。
“信息孤岛”现象是“奇葩证明”的生存土壤
“奇葩证明”屡屡现身，原因何在？
多位受访专家学者认为，政府部门现行体制造成的“信息孤岛”现象，给这样的证明提供了生存土壤。
田岚指出，有的基层政府部门之间“互不买账”，存在“横向上不搭界、纵向上不沟通”的问题。
行政法专家、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恒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行政权力的行使，基本还是以部门为单位的。如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可以共享，就可以免掉老百姓开‘奇葩证明’的麻烦。”
刘恒指出，信息共享尚未在基层政府部门中普及，不是因为缺乏技术手段，而是因为还没有建立起协调机制。“政府的信息化工作的确是在推进，但是只在系统间，各部门之间横向共享的机制并没有建立。”
陈天祥也持这一观点。2012年他就曾发表文章指出，我国的行政审批呈现碎片化，“一是审批事项多，二是审批部门分散”。条块分割的审批体制造成了“信息孤岛”现象，制约了审批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也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刘恒坦言：“现在基层政府在简政放权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改革的难度还是很大，毕竟问题已经积累多年。”
简政放权应“上下合力”
如何让群众从简政放权中真正得到便捷，不再被“奇葩证明”困扰？
竹立家认为，方法之一是要“减少办事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在基层行政性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公权力部门的权力清单不清晰，就会产生自由裁量权太大的问题。工作人员心情好的时候给你办，心情不好时就给你吃闭门羹。”竹立家说。
陈天祥认为，靠市场推动基层政府部门主动简政放权。“如果办证麻烦，谁来投资？企业最怕的就是经营成本高。要想吸引企业，政府就得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简化行政手续。如果政府部门能以为企业服务的方式来为老百姓服务，情况会有所改观。”刘恒举例说，在我国银行业的“铁饭碗”时代，柜台服务经常“横眉冷对”，但引入市场竞争之后，冷脸就慢慢变成了热脸。
陈天祥认为广东佛山试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效果不错，“原来老百姓办一个证需要跑几个部门，现在成立了一个牵头部门，这就减少了很多办事环节”。
简政放权，也并非“光放手就行”。
竹立家认为，简政放权之后，政府还要加快监督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办事的老百姓本身就是监督人”。陈天祥也认为，还应鼓励各级人大、政协、媒体等横向的监督机构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未来的简政放权改革应该上下合力，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都不可或缺。”刘恒认为，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给了地方更多立法权限，地方政府可以积累更多简政放权的经验，进一步推动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