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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宁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走在去宋奶奶家的路。甚至不用走进大门，她就能对里边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别看她家里常年住着病人，却没有一点异味儿，特别干净。” 去往她家的路上，付宁说。
在大部分时间里，付宁其实只是北京送变电公司的一名职工，和大她几十岁的宋奶奶素不认识。但她同时又是杨丽义工组的一名成员，这让她和这一片的老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义工组的成员，甚至可以随口说出附近9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名，家里分别是什么情况，需要怎样照料。
北京送变电公司家属楼，是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砖墙垒造的房屋建筑，宋奶奶名叫玉兰，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年轻时干活儿太拼命，年纪大了就落下了病根，一变天，她的腿就开始揪心的疼。家属楼里没有电梯，住在四楼的宋奶奶，每爬一个台阶，腿就要疼一次，她就是在这样长年累月的疼痛中坚持照顾已经瘫痪十多年的老伴刘大爷和身患残疾的儿媳妇。
同行的十多个人刚进到宋奶奶的家，这50平方米的房子就已经显得拥挤不堪。房间里没有任何异味儿，瘫痪在床的刘大爷也没有褥疮，家里整洁而干净。
“我一个人照顾老头子十多年了，大多数人不愿意来我们家，可是杨丽她们愿意，不嫌弃我们。知道我腿疼，经常给我买菜送过来，还买隔尿垫给老头子”，宋奶奶说着说着哽咽了，“她们经常来，就像我的孩子”，宋奶奶说到这，杨丽转过了身，擦了擦眼睛。
其实义工组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和老人联系如此紧密。2014年5月1日，他们第一次到养老院做义工时，就遭到无情地拒绝。那天正是义工组成员付宁和丈夫张晓弟的结婚纪念日，两人早早起床联络养老院。可那个时候，义工组刚刚成立两天，养老院也因为被其他人当作“秀场”遭受过打扰，“吃一堑长一智”的养老院没有接纳义工组。当时，他们做的最多的事只能是环保。
初到义工组的8个人都是同事，经常一起逛公园，“看到地上有烟头纸片，就捡起来，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有点小，不如组团捡这样效率高”，大家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在周末义务捡垃圾。 “我们当时只是想让环境变得更加干净一些，让大家生活环境都能舒心点。”杨丽这样解释他们的初衷。
“在小区里，在旅游景区里，别人都惬意地散步，享受风景，就你一个人蹲在那里捡垃圾，人家不需要说什么，就是看你的眼神，也会让你觉得异样”，义工组成员李静这样回忆刚开始的那段日子。“我们几个人一起捡，会壮些胆子，但还是觉得底气不足，直到我们有了自己的制服”，写着“杨丽义工组”的蓝色坎肩，普通地不能再普通，却成为鼓舞他们的精神力量。
慢慢地，他们的“业务”越来越多。不仅是在家照顾老伴的宋奶奶，北京拱辰街道温馨家园梨村幸福园里的人们，也同样期待着与义工组的每一次相聚。
智力相当于7岁儿童的小黄（化名）说，“特别喜欢他们来，来了能看节目”。每周四，已经成为专属于福利院与杨丽义工组的浪漫约会，义工组带着大家跳舞唱歌，坐在一起拉家常，短短两三个小时，却有说不完的话。
而在幸福园的另一边，义工组中主要负责文艺演出的义演组成员正在为即将进行的表演进行排练。年过花甲，国家大剧院中多场大型演出，每日每夜的排练，是义演组成员们的“关键词”，对已经排练得很熟的节目，他们也还是要再排练一遍。
喜欢看义工组表演的不止是福利院里的残障智障人士，还有幸福园养老院的老人们。每次演出，台下“再来一个”的声音已经成为了常态，在不到十平米的舞台下，老人们看得津津有味，“我们几乎每场表演都会返1到2次场”，义工组杨丽介绍道。
随着义工组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义工组的队伍也在慢慢壮大。每次去幸福园义演、爬山做环保时，都会遇到主动询问并想要加入义工组的人。“人越来越多，组织就要不断正规化，对于要求加入的人，我们都愿意遵从他们的心意，但并不是所有人我们都会接纳。只有真正热爱公益的人才会坚持下去，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人我们是不会批准他加入的。”杨丽坚定地说道。
在去年12月18日第九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的颁奖典礼上，杨丽义工组摘得年度“公益人物奖”的桂冠，与他们一同获奖的还有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宗馥莉。和这些行业领袖相比，杨丽觉得义工组所做的还很微不足道。
环保、助残、扶老，现在都成了义工组成员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工作是第一位的，必须先做好本职工作，我们首先是企业的员工，然后才是义工”，杨丽这样定位着义工组。
（贵州师范大学 赵建琳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杨光琴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司徒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