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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改变世界走向的那一天，在一片宁静中开始。
1945年8月15日，星期三，天气晴。东京万里无云，地面就像被晒焦了一样散发出热气。很多年后，人们回忆往事，都对那天的酷热记忆犹新。
7点多，宁静被空袭警报打破。然而，此时，一个声音随着电波传向日本全境，引起了更大的震动。
收音机里的节目中断，播音员用凝重的语调开始播报：“现在开始播音。诚惶诚恐蒙陛下颁布诏书。……诚惶诚恐蒙天皇陛下于今日正午亲自进行广播。不胜惶恐，请全体国民谨听玉音。”
这是日本平民第一次有机会聆听裕仁天皇的讲话。此前，天皇被视为“神的化身”，让他站到麦克风前对民众讲话，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要是天皇陛下说：请大家都跟朕一起死，那我们大家都必须死吧？”日本作家高见顺记得，听到广播时，妻子这样猜测。似乎也没有其他可能了。作家甚至有些怨愤：到了最后关头，才有话告诉大家，为什么不早些说？
同一天，天蒙蒙亮的时候，中国上尉军官金逸群驾驶着B-25轰炸机从武汉起飞。这次的任务是：彻底炸毁日军控制的黄河大桥。
背上降落伞，登机，他已经作好了不再回来的准备。
要炸毁大桥，必须让飞机“像滑冰一样”低空掠过水面，而这座大桥两边满是日军布置的机关枪，很多人都牺牲了。金逸群想，这次去是要硬碰硬的。
然而还没等轰炸，无线电耳机里传来了另外的命令：“日本无条件投降，你们安全返航。”
很多年以前，当金逸群只有12岁的时候，在苏州的小学里，他第一次见到天空掠过日军的轰炸机：三架飞机，六个红太阳在天上转。
从此，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景象了。
在乳白色的天空下，他忍不住大喊：“啊，回家了，回去了！”
崭新的一天已经开始。
“战争就要结束了吗？”他想，“胜利了，我就要回家。”
1945年8月15日这天，在广播的震撼下，恐怕没有几个日本人注意到，在那个几乎被酷热凝固的早晨，东京街头甚至不再有人贩卖早报。
帝国一声令下，一切早已安排妥当：日本当天所有的报纸，都在中午天皇讲话之后才能售卖。
日本投降了。而在这样的新闻管制下，日本人民全然不知。
在其他地方，这早已不是新闻。早在8月10日，一份电报已经通过中立国瑞士被送到了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在电报中，日本政府表示：只要能确保天皇制继续存在，日本就接受《波茨坦公告》。
来不及细细思考，许多大城市一下就陷入狂欢。那天清早，正在搞装修的美国白宫门口聚满了听到消息的群众，大家在刷了一半油漆的大楼前喊着“我们要见哈利”（哈利是杜鲁门总统的名字）。英国伦敦市中心的皮卡迪利广场聚满了狂欢的人群，《大公报》特派员萧乾那天也走上了伦敦街头，当地人主动走上来对他说：“这个日子让你等候十年了，你应当比我们更欢喜呀！”
与此同时，经历5年轰炸的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恰是吃晚饭的时间。大约下午6点，几个乐疯了的美国人出现在街头，大喊大叫，见人就拉手。没人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有人已经开始琢磨：这种情形，难道是日本投降？
当天傍晚，中央社在街边贴出了最新消息，山城沸腾。
“狂跑，狂叫，跟着爆竹响遍了每条街道。车涌到街上来，人涌到街上来，这是八年来没有见过的场面，没有人能分辨得清各种声音，没有人笔墨能形容这场面。”《大公报》描写道。公务员陈克文则在日记中写下了别人的感叹：“我们到底有这样的一日！”
8月10日晚上，重庆的饭店茶馆全都客满，庆祝的人群彻夜不归。在过往作为“陪都”的5年中，这座城市有约12000名市民在轰炸中身亡。现在，不会再有敌机突然从头上扔下炸弹。人们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狂欢了。
夜幕中，探照灯在山城打出了象征胜利的“V”字。
据说，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正是从官邸外的喧闹声中得知了日本乞降的消息。
即便在远离大城市的四川小城，东北大学的河南籍学生郭衣洞也已身陷欢庆的人群中。当时，流亡的东北大学在四川省三台县复课，每天，校方按时从县政府的收音室领一份16开大小的油印“新闻简报”。半个世纪以后，已经以“柏杨”之名闻名于世的作家仍清晰记得那天的头条消息：美国投下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
这消息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柏杨形容它“比今天突然听到美国向古巴投降还不可思议”。
这天晚上，时任53军军部参谋的中国军人蒋润苑身在云南禄丰县城。他没有看到任何新闻，却碰上一群狂欢的美国大兵，听到有人一声声喊着“日本完蛋了（Japanese，broken）”……
“战争就要结束了吗？”他想，“胜利了，我就要回家。”
深夜，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延安。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戴镜元当时正和毛泽东在一起。2005年，戴镜元老人对日本NHK电视台回忆过当时情形：“毛主席和我们一样非常高兴，但也同时又很冷静，给我印象很深。毛主席早就通过各种情报预料到日本要完蛋了，他预见到日本侵略者马上就会垮台，胜利即将到来……已经在考虑胜利以后的事情。”
10日晚上24点，毛泽东向八路军下达命令：立即收缴日伪军武装并保障其安全，如遇日伪军拒绝投降应坚决消灭。
在白宫，美国总统杜鲁门与同僚们陷入了争论：“我们是否应将这则发自东京的电讯，视为对《波茨坦公告》的接受呢？在保留天皇制的同时，能否指望消除日本的好战精神？能否把附有如此重大的‘但是’的电文，当做我们奋战以求的无条件投降呢？”
最后，同盟国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既重申《波茨坦公告》不可更改，也没有否定天皇制。
还有什么能改变日本投降的既定事实呢？8月12日，白宫前聚起了等待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的人群。然而，杜鲁门空等了一天。日本没有回应。
媒体开始发问：日本答复为何迟迟？
事实上，就在8月15日零点，日本东部军管区依旧响起了全区空袭警报。警报声中，某军事基地的36架主力机接连飞向天空，当地居民甚至依然劲头十足地围拢到机场附近，挥舞国旗，大声叫着“万岁，万岁”……
在那里，没有人想过，战争即将结束。
日本政府最初选择了无视《波茨坦公告》，随即原子弹便落到了广岛
即便8月10日已过，外界早已欢庆了几天，在日本，由于消息封锁，全体国民依然生活在战争的妄想中。
当面对美国接连投下的原子弹时，大多数日本皇军想着的还是“一亿玉碎”——一场决不投降的本土决战。男丁们已然上了战场，剩余的学生和妇女被组织起来，训练用竹枪“进攻”“刺杀”以及“自杀”。
日本著名外交官加濑俊一后来解释说：“如果公众知道政府在和美国谈判，这件事就会被搅合了，它会导致一场革命。”
日本军人的反应似乎可以印证他的话。14日，一名听到风声的海军大佐给海军省和军令部的高官们发送了长长的电报，其中写道：帝国军人绝不相信投降，他们与强制推行投降条件的当局发生冲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陆军省军事课员井田正孝则劝说负责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负责人与他们一块儿去“清君侧”：“南美的小国巴拉圭，在五年的战争中一直打到人口失去八成。芬兰如此，我们的敌国中国也如此。我认为，如果只有我们国家，在自负为神州正气之民的同时，却不进行本土决战就投降的话，那只能说是也太会盘算了。像这样半途而废地中止战斗，欺骗特攻队员玉碎而去的英灵，我认为没有比这更无耻的了……”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日本政府早就慌了神。
早在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发布时，面对“吾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吾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这样的话，军部的不少下层职员竟不约而同地打听：斯大林的名字呢？
镇静下来以后才意识到，苏联还没正式对日宣战，当然不会签署。
一个多星期后，苏联参战，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没头没脑地对外孙说了一句“是时候结束一切了”，便匆匆忙忙出了门。
盟国给出的“机会”，是不容更改、且稍纵即逝的。
正如《波茨坦公告》中所写：“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有意实行予以当适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日本政府最初选择了无视这一公告，随即原子弹便落到了广岛。
最终，在14日的御前大会上，面对哭成一团的阁僚们，裕仁天皇下了一个结论。
会议上，他不断用白色手帕擦拭着两颊，但不失冷静地说道：
“我也听到很多反对的言论，但我的想法与之前所说的没有什么区别。……我很清楚国民宁可玉碎也要为君主和国家牺牲的心情，但是，不管我自己会怎么样，我都想尽力挽救国民的生命。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国将完全变成一片焦土。”
日本非虚构作家半藤一利认为，作为军人，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心里是绝对容不下“投降”和“退却”这种词的，但当天皇下了“最后的圣断”，服从，也是他的天职。
御前会议开始前，阿南曾请求铃木首相两天再召开御前会议，被拒绝。
当他离开的时候，军医小林问首相：为什么不能答应陆相的要求？铃木解释说，如果错过今天，也许就不仅是满洲与朝鲜，苏联会一路打到北海道去。那样的话，日本恐怕就会像德国一样被瓜分——他们必须抓紧“对手是美国”这个机会。
“但是阿南将军恐怕要死了。”军医说。
“我知道。”首相回答，“对不起。”
到这时候，才终于能够松一口气
8月15日日出之际，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给自己执行了古老的切腹仪式。切腹时，他穿着天皇御赐的衬衣，而预备在入殓时使用的军装里则装着次子的相片——这个21岁的年轻人，早前已经在中国战死。
如果从抗战开始时算起，到1945年8月14日为止，“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共阵亡148万余人，海军45万余人，还有100万死于战火的平民。
阿南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后不久，已然得到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回复的中、美、英、苏四国便联合发表声明，正式宣布日本投降。
此时是重庆时间早上7点。这一声明注定会改变无数普通人生命的轨迹。
湖南人陈致平当时正带着妻儿在四川山区逃难。为了能当一个“中国人”，这位很有书生气的教师带着全家人从湖南出发，穿越日军封锁线，途经广西、贵州，一路行走去重庆。旅途最落魄的时候，这个五口之家丢失了两个儿子，与所有出发时携带的财物。遇到庆祝的人群之前，重整旗鼓的这家人，已经在山里走了好几天。
他们的长女、后来的台湾女作家琼瑶记得，那天，山下传来了仿佛枪战一般“噼里啪啦”的巨响，父亲很惊讶：难道日军已经攻到四川了吗？
然而，一群人从山下的小镇子里跑出来，领头的人挥舞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大声喊着：“抗战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
那时父母的心情，琼瑶在自传中描述说，只有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里的那些句子可以形容：“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
听到胜利的消息后，时任53军军部参谋的蒋润苑也想起了杜甫这首诗中的句子：“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说行了，这回该我回老家了。”
此刻，在全世界范围内，懵然不知何事发生的，唯有日本臣民。
从早晨7点21分起，日本的广播电台播送了如下内容：
谨听陛下的广播；
13日鹿岛滩航空部队的战况；
13日傍晚，航空部队在冲绳本岛东海岸攻击军舰；
7月24日至8月12日，中部太平洋方面潜水部队的战果；
满洲、朝鲜方面的战况；
缅甸-锡当河的主力会和；
巴厘巴板方面的战况；
谨听陛下的广播；
延安、新华社电；
华盛顿电；
关岛电；
莫斯科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状况；
原子弹爆炸。
如果只听广播里发布的战况，日本军队依旧在不断挫败盟军：或是击落了前来空袭的飞机，或是击沉了航空母舰。
8月15日凌晨，在军事管制导致的一片漆黑中，几名年轻军官指挥着负责守卫皇宫的近卫军团发动了政变。他们试图阻止帝国投降。想的方法也很简单：找到天皇已经录好的投降录音带并销毁。
事实上，日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电报早在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发给盟国。这些人并没意识到，他们的举动全无实际意义。
那天凌晨，还有一队人马——横滨的一群士兵和学生——在首相官邸前架起了两挺机关枪，对着大门一通扫射。可首相并不在官邸。他们随即赶往首相私宅，又扑了个空，这些人随即放了一把火，把铃木家烧了。
然而，青年军官们在皇宫里迷了路。直到天亮，一无所获。东京时间上午11点，录音被安然运到了广播电台。
与此同时，重庆时间上午10点，蒋介石在中央广播电台开始了他的胜利演讲。
讲稿是蒋自己写的：
“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行。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保持怜悯，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
“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在那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只有蒋介石一人看上去似乎浑然不觉炎热，尽管他还穿着紧扣衣领的咔叽军装。在20个随员面前，他架起角质框的眼镜，看着讲稿，缓缓向民众通告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街道上，民众们发出欢呼。
10分钟后，广播结束。欢呼声传入楼内。然而，就在那一瞬间，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看到蒋介石的头骤然低垂，失眠的眼睛里露出疲惫，就好像抗战八年的紧张，在那一瞬间才终于得以松一口气。
“为什么日本会相信，自己能打败这所有的国家呢？”
时间邻近正午，世界各地的日本臣民都作好了听广播的准备。
为了这次播报，白天没有供电的地方，特意安排了特别供电。在政府机关、邮局、停车场等地方的收音机都被利用起来。东京再一次陷入沉寂。人们都停止了工作，守候在录音机前。
除了前一晚在宫中没能找到录音的青年军官椎崎、畑中。在皇宫面前的广场上，他们向行人散发印制粗糙的传单，希望能令“皇军全体军官及诸位国民”铭记他们“奋战到最后一人倒下”的心意。
没有人理睬他们。还没等录音正式播放，传单散尽，两人在皇宫前举枪自尽。
正午，天皇的声音第一次在媒体上响起：“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之臣民。朕着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
大多数日本人，在那一刻刚刚得知投降的消息。
一个前一天刚刚经历过政变的近卫团成员，当时正在执行守卫任务。正午刚过，他听到皇宫外面传来“哇——哇——”的巨响，此起彼伏，“就好像是大地下面涌出的轰鸣”。
“像哭泣，又像怨声。”他回忆说。
无数闻讯而来的人在皇宫前哭喊，那样的环境让人“只觉得到了世界末日”。
“我知道，100个人中有99个人都很困惑，他们期待天皇督促他们继续战斗，因此，震惊是巨大的。”日本著名外交官加濑俊一，当时负责把日本投降的消息通知中、美两国。他一直记得当初国民的震惊：“特别是年轻的军官，都在说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因此也糊涂了。”
成千上万的人为天皇的讲话而哭泣，哭声又不时被军人自尽的枪声打断。
在中国，由冈村宁次带领着，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的全体人员都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聆听了广播，据说，当广播结束，所有的人都还呆呆的，没有人离开烈日灼烤的广场。
半个多月后的9月2日，日军对盟军的投降仪式才正式举行。那天，当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在降书上签字时，他不禁萌生了“而今安在哉”之感。
他说，那并不是为胜利沾沾自喜。
徐永昌告诉《中央日报》社的记者，中华民族不是穷兵黩武的民族，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如今能通过这样“兵不血刃”的过程获取世界永久和平，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同一天站在“密苏里号”甲板上的，还有日本代表。
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上万名美国大兵与各国代表占据了密苏里战列舰的几乎每个角落。8点55分，当日本代表团成员走上甲板后，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等待了几分钟。代表团成员加濑俊一回忆说，他觉得“百万双眼睛就像带火的箭一样”射向他们，“我们感到浑身疼痛”。
而看着面前成千上万身着制服、佩戴着勋章的各国军人，船上一位日本外务省的随员有点恍惚。他不禁去想：
“为什么日本会相信，自己能打败这所有的国家呢？”
当这漫长的一天过去时，“大日本帝国”已不复存在
当天皇的声音在广播中响起时，13岁的台湾女生林文月在操场上和同学们抱头痛哭。
她当时正在上海的日租界里读书。8月15日中午，日侨学校里，所有人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听了天皇的讲话。尽管还不甚明白战争的含义，从小一直自以为是日本公民的她还是清楚了一个含义——战败国的子弟。
没过几天，她又被告知，自己是战胜国国民，是中国人。穿着日本学校的校服，她和父亲一块儿走街串巷，把中国国旗挂起来。
沦陷区的中国人，能从日本人的动向判断出胜利将近。在嘉兴烟雨楼，人们注意到心情沮丧的日本管理者哭着把杯碗盘碟都往南湖里扔；城里的日侨被集中到中学操场上跪着听广播，听完后一个个泣不成声地出来。
当这漫长的一天过去时，“大日本帝国”已不复存在。
也有人到很晚才得知这一消息。8月15日晚上，赶去奔袭敌人的八路军某连队指导员王亮在路过的村边看到了让他难以置信的标语：哈哈，日本鬼子投降了！
他忙着去打仗，没细想。那天，他收获颇丰，抓了一二十个俘虏，缴获一匹日本大白马，但私下里忍不住要琢磨：这标语到底真的假的？
“两亩地， 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军队里流传的顺口溜，说的就是大家想象的战后生活。
那天延安也是艳阳高照，下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全城轰动。
这天晚上，延安举办鸡尾酒会招待盟国友人。而室外狂喜的人们，则在城市的东、南、北各区举行火炬游行。人群从窑洞里涌出来，寻找有限的柴火、棉袄，甚至拆了大生产用的纺车，做成火把，点亮了山岭河畔。除了火把队，游行队伍里还有乐队、秧歌队，《解放日报》甚至注意到了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把筐里的桃李一个个抛向空中，喊着：“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啊！”
诗人艾青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有人在点燃火把，有人在传递火把，有人举着火把来了……告诉我，什么欢乐，能像今天夜晚这样激荡人的心呢？”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享受胜利的喜悦。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两天，兴奋于“敌人投降”消息的嘉兴青年陈光旭忍不住上街张贴标语，结果被城里的宪兵队捉回去痛打，不幸殒命。
抗战14年，中国军民共伤亡3500多万人。
上亿人背井离乡，妻离子散。
能见证这一天的人，都是劫后余生。
狂欢后的重庆，市民们渐渐恢复平静。《大公报》记者观察到，大家开始互相询问：“你几时回老家？”或是说：“将来你怎样回老家？”
陈致平终于结束了逃难。战后，他接受了上海同济大学的教职，举家迁往上海。在那里，他妻子第一次见到母亲生前亲手做的小婴儿服，它们都是为琼瑶的出生而准备的，此刻，却成了天人永隔的明证。
1948年，曾任中美混合空军联队B25轰炸机飞行员的金逸群如愿退伍还乡。
而在8月15日那天，从中央广播电台播音间中走出来的蒋介石，第一时间给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邀请他赴重庆“共商大业”。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那一年9月3日的《新华日报》在社论中这样畅想战后的新世界：“我们必须建立战后的和平，我们必须建立不同于战前的新的中国。一切努力就应该从今天让人民获得民主权利做起。”“能够做到这些，也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那么就有了现实的基础来发展工业，达到富强的目的……”“我们深信，由于抗战的锻炼，中国人民已经有了空前的觉醒、团结与力量，这就是中国人民实现和平愿望的主要保证。”
所有的改变都始自那一天，日本投降日。
当天晚上，距离东京480公里的古城京都，一名曾因参加地下共产党而被捕的大学教授破例走出了自己的隐居处。因为坐过几年牢，河上肇的身体不好，避不见人。但这一天，他觉得自己得写点什么：
啊，如此幸福，
活至今日，
看到战争结束
这珍贵的一天。
此刻我也
爬出病床，
看天空，
如洗的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