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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过后，满目疮痍。
建筑物不同程度受损，不少汽车几乎烧成框架，平整的地面上裂开了黑色的口子。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随着那声惊天巨响，已经变了模样。
一周过去，已有上百人遇难，数十人失联。他们曾经像我们一样努力生活，向往美好。而今，其中一些人，只剩下亮白屏幕上的黑色名字。
我们流泪、哀悼、祈福，同时也对事故的发生感到愤怒，用尽每一分力量去反思、追问。在过去的一周，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悲伤的泪水还是愤怒的声音，理应朝同一方向，聚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所求无他，唯望悲剧不再重演，逝者灵魂得到告慰。
可是，当各种声音碰撞在一起时，发生了一种出乎意料的反应。一场又一场争吵由此产生，把存在于土地上的裂痕进一步撕扯，一直延伸到人群中间，让灾难变得更加残酷。
有声音开始抱怨，批评者和问责者能否稍稍消停，因为天津还在全力救灾，需要的是鼓励和食、水、血、款等实实在在的帮助。“能否让政府把应对你们的时间精力用于救灾？能否让伤痛中的天津人民上网得到的是慰藉而不是怨愤？”
同样是因爆炸感到震惊和心痛，迫切希望知道事故原因和补救措施的同胞，在一些人眼中变成捣乱者或抖机灵的键盘侠。“有能耐你去灭火救人，捐钱安抚家属，布置现场工作，不行别瞎嚷嚷”。
有天津人表示，自己的朋友圈内原本一团和气。事故发生后，平日里抢抢红包、发发玫瑰的朋友，开始变得阵线分明，火药味十足。批评者的声音被排挤，直至退群才暂告结束。一名因此而退群者感慨道：“每一场公共事务的讨论，都会看到平时看不见的分水岭线。”
裂痕在不同群体间延展，这远比那些看得见的创伤更为可怕，也更难修复。
事故发生后，救援固然应该排在第一位。可这并非一个现代政府的唯一任务。发布消息，解答民众疑惑，适时启动调查程序彻底追责，都是其分内之事。
这时，批评者的声音就弥足珍贵。因为接近或揭开真相，并不是简单的事儿。不断地追问和回应，是通向这个目标的捷径。为避免同类事故再发生而构建的防火墙，也将在追问中接受检验。
在接近事实的质问过程中，难免有不尽准确之处，但是质疑和谣言当被明确划分。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社会的进步需要各方推动，批评的声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理性质疑和问责让坏人坏事无所遁形，让政府明白改进的方向。缺少坚定的批评者，缺少对于批评者的宽容态度，都可能让前进的脚步变得蹒跚。
换言之，理性的批评者并不是前行路上的绊脚石，他们也是合格的建设者。
正是在批评者的追问下，“天津港专职消防队员”失联人数慢慢浮出水面；爆炸事故背后的“安评”隐患也因为追问而逐渐明晰。在新闻快速更迭的今天，屏幕上点起的蜡烛或许能被湮灭，但这些被努力打捞出来的事实必将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屹立在舆论场中，变成一座座更有力、有效的纪念碑。
翻开之前的报道，这样的纪念碑并不少见。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火灾，101万公顷森林受害，5万多人受灾，211人丧生，间接经济损失达69.13亿元。
在这场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森林火灾中，几百名记者、作家云集大兴安岭，公开报道了这场突发大火。时任大兴安岭区常务副专员张举后来回忆说，这些记者和作家中“除了个别的一两个外，全是骂我们的”。本报也曾连续刊发3篇整版调查性报道，不仅写了在熊熊大火中仍然热衷于开会、讨论、扯皮的官僚主义者，也写了废墟中如耻辱柱一般矗立的县长家的红瓦房。
在全国舆论的关注下，林业部部长、大兴安岭地区专员、漠河县县长被撤职，有些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大兴安岭火灾前线指挥部”，变成一个叫做“全国森林防火指挥部”的常设机构。而且，在预测预报上，中国已经建立起不逊于发达国家的“3S”森林防火系统。有人总结“中国森林防火工作发展到今天，重要的契机就是那场大兴安岭火灾”。
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绝对免于天灾或人祸。每一场事故都难免带来触目惊心的废墟。可是废墟当被用来重建而非掩埋。温暖的慰藉可以帮流离失所的人们渡过难关，但只有坚定的批评与脚踏实地的回应，才能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纪念碑更加牢固。
若缺失批评，一切纪念都将变得轻飘无依。
陈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