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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距离，一头是危险化学品，一头是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对于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来说，直到2015年8月12日，夜空被火光照亮的那一刻，这段距离似乎都不曾被人重视。
事实上，这里曾一片宁静。
号称“小欧洲”的高档小区坐落在海滨高速公路东侧，西侧是气派的写字楼群，津滨轻轨9号线每天穿梭于此。
一名塘沽万科海港城的住户回忆，他家小区管理好、风景好、生活设施配套齐全，是“好不容易遇到的完美的居住地”。
他从前并不知道，他家以北600多米处，便是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危险品物流仓库，那里中转储存着几十种易燃易爆危险品。
12日23时34分，随着一声巨响，数十米高的灰白色蘑菇云瞬间腾起，红光满天，附近“火球”四溅。30秒后，更加剧烈的第二次爆炸来袭。
200米外，跃进路派出所5层大楼被烧成空壳。2公里内，建筑物玻璃全部破碎。10公里内震感强烈。截至17日9时，事故已导致遇难114人，失联70人，住院698人。
开发商数据显示，在爆炸点周围1公里范围内，合计入住户数超过5600户。
人们不禁质问，为何居民楼与危险品仓库如此之近？
如果有一个距离能够将危险与安全隔开，这个距离究竟应该有多远？
“跨越”安全距离是安全监管系统的一大漏洞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安全防护距离。”谈起这次爆炸，南开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茂曾表示，其意义在于，“万一某个地方发生事故，它能够不引起第二个、第三个事故甚至其他次生灾害的发生。”
关于这一点，我国自2001年起实施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中有明文规定：大中型危险化学品仓库应与周围公共建筑物、交通干线（公路、铁路、水路）、工矿企业等距离至少保持1000米。
此次爆炸天津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这块堆场占地面积达到46226.8平方米，应当遵循大中型危化品仓库的规定，然而，距离物流仓库500多米处就是高速公路和轻轨，600多米处就是居民楼。
它是如何跨过这个距离的？
在上海交通大学中美物流研究院教授赵来军看来，这一“跨越”体现了安全监管系统的一大漏洞。
据他介绍，危险化学品供应链分为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及废弃处理等6大环节，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安局、城市交通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环保局、民航局、海事局、邮政局等十多个监管部门分别负责。
这些部门常常出现职能交叉重叠和缝隙共存的局面，又多是从本部门监管角度制定“标准”，导致包括外部安全防护距离在内的一些规定概念模糊、覆盖性不够、不同标准之间存在冲突。
瑞海国际的注册地在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归港航局管理，滨海新区的安监部门并不插手港航局辖下的安全生产。于是，凭借着一张“港口经营许可证”，瑞海国际不再需要安监局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跳过了此项审查，给监管增加了困难。
除了没守住危化品仓库到公共区域的距离，“规定”到“执行”之间，亦有一段失控的距离。即便表面上守住了安全距离，瑞海公司也未必安全。
有学者提出，根据《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从550平方米的仓库到超过9000平方米的仓库都执行一个安全距离标准，也不区分化学品毒性程度，这一划定引人质疑。
赵来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说，危化品分为9大类，根据堆场的面积，国家《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对于仓库中危化品不同种类的数量、不同仓库规模，仓库之间距离、设置几层、堆垛距离等等都有明确的限制和要求。
他认为，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企业的擅自超标行为。比如瑞海的仓库存有700吨氰化物，就属于严重超标储存，已经打破原定的规则。
“按照规定放不下了，企业就会把堆垛之间的距离缩短，或者放到其他仓库，再或者放到外面。”
这样的做法会留下巨大的隐患。例如，两种互相起化学反应的物质，本来应该分开储存在不同的区域，但在超标存储的情况下，它们堆放较为密集，一旦爆炸互相乱溅，“相当于一个个炸弹”。
此外，由于企业私自扩大仓储量，货仓货物种类、码放情况不清，制造了大量的“盲区”，也不利于爆炸事故发生后消防人员的处置。
根据赵来军的介绍，我国危化品企业数量众多，而安监人员数量有限，对这一现象安监部门并没有办法做到有效掌控。从2005年至今，10年内中国发生的涉及危险化工品的事故已有4000多起。
城市规划不断被城市扩张追上，谁也不敢保证危险品库区的搬迁会不会循环往复，推倒重来
“塘沽最初就是个小渔村，后来才成立了保税区，住宅都是后开发出来的。”一位塘沽区老住户介绍说。
2010年，南开大学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在调研中发现，作为中国北方的化工重镇，整个天津有超过5000家化工企业。其中，危险化学品仓储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上世纪70年代建设的老仓库，这些仓库在建设初期多数是选址在远离城市远离居民住户的郊区。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居民区、商业区、学校、医院等逐步向远郊蔓延，外环路、高架桥、城际高速公路等公共交通也向外辐射，将原本远离居民区和主干道的危化品仓库包围在其中，有的距离甚至不到300米。
这份调研报告还特别提到此次发生爆炸的天津港。其中指出，天津港的原初居民较少，但随着国家对滨海新区建设力度的加大，港区内已有很多居民居住,有的居民楼距离危险化学品仓储企业很近，“给城市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在报告发布一年后，天津滨海新区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炼化一体化基地之一，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炼油及深加工基地。
就这样，在城市化发展大手的挤压下，居民区与化工区之间的距离日渐缩短，5年前的预警逼近现实。
早在1993年，深圳清水河就经历过血的教训。
22年前的8月5日，由于违规存放大批量化学原料，深圳市安贸危险品储运联合公司清水河危险化学品仓库发生了特大爆炸事故。
方圆数公里内的建筑物玻璃全被震碎，清水河区14座储物仓、两幢办公楼、3000立方米的木材和大批货物熊熊燃烧，附近的3个山头陷入一片火海。
更为紧迫的是，爆炸中心南面30米处是存有240吨双氧水的仓库，南面不到300米处则是深圳市燃气公司的液化气库，西面约300米处还有中国石化的一个加油站。
爆炸点离国贸大厦所在的繁华市区仅有4.2公里。如果大火蔓延至油气库，建设了十多年的深圳特区将毁于一旦。最终，在“死保油气库”和风向的帮助下，更严重的后果得以幸免。
“深圳城市规划忽视了安全要求。”事后，事故调查专家组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一位曾经参与清水河油气库规划选址的工程技术人员说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当年清水河在深圳已经很偏僻了，谁也没想到城市发展得这么快。”
第二年，市政府正式发文，要求清水河油气库实行异地搬迁。
然而，这一段维系着生命安全的距离，缩短容易，拉开却很难。
赵来军介绍，将化工企业搬离人口稠密区和商业区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有效途径，但危化品企业的搬迁工作涉及资金筹备、土地征用、职工安置等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由他参与的上海危险化学品改革项目，前后历时四五年，才让危化品企业彻底实现“进区入园”。
而深圳清水河油气库的搬迁，在各方面因素的牵制下，足足拖延20多年，直到2014年，才终于出现在搬迁整备之列。
但是，清水河油气库的新址长岭陂，又引起了多位专家担忧。
“长岭陂现在有了人气热闹的迹象，新址选在这儿，不知道与清水河有什么区别？”一位市人大代表说。
原来的规划不断被城市扩张所追上，安全距离的边缘也一步步被逼近，“谁也不敢保证危险品库区的搬迁会不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推倒重来。”
从死伤过百到零伤亡，有多远的距离
“从小就被教导，出门要小心，好像家是安全的。”天津塘沽爆炸后的第二个晚上，一位亲历了逃生的网友问道，“真的安全吗？”
虽然事故原因尚未查清，但已有媒体评论说：“通向灾难的各个环节全掉了链子。”
就在爆炸发生3天后，当地时间8月14日傍晚，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以北60公里处的一家油田化工企业也发生了一连串爆炸。50余名消防员和危险品处理工作小组使用泡沫，并使用飞机投放大量特殊粉尘物质进行针对性灭火，两个小时内控制了火势。由于事发时企业已经下班，周围居民距离较远，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从死伤过百到零伤亡，有多远的距离？
根据赵来军的分析，总体来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事故伤亡情况的确较轻。一方面，国外人口少，化工产业多在郊区，或出于成本、市场、环境等因素的考虑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安全监管严格；再有，企业人员素质、技术培训到位。
如果瑞海国际职工在发生火灾后及时向消防人员讲清楚仓储情况，消防支队至少不会在电石面前使用水枪。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的工程师团队曾对国内外矿山、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的安全标准进行比对研究。
他们发现，发达国家更加注重制定方法标准和产品标准等安全技术标准，可操作性强，标准的修订周期更短，且主要由行业协会、学会等民间团体或研究机构制定,具有共识性,政府机构认为有必要便可以采用,一旦采用便成为技术法规。我国安全标准的制定工作则是由政府认可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
针对我国重特大事故频发的现状，去年4月，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铁民发表论文，题为《重特大事故频发凸显生产安全的系统脆弱性》。
他认为，由于个人或单一因素造成重大事故的几率很低，而源于组织性、社会性和文化性因素的系统结构性缺陷才是诱发事故甚至反复出事的主要原因——包括本质安全缺陷、管理失误和人员安全素质薄弱等。
这些“软肋”早在事故发生前即已存在，如果对其没有认识，或是对已认识的风险没有采取措施，那么我们几乎就是在“等待事故发生”。
天津塘沽爆炸当晚，几名海港城住户举起手机拍摄窗外大火。火球骤然变近，伴随玻璃碎落的声音，画面陷入刺眼的混乱。
直到发生的那一刻，人们才意识到，自己离爆炸这么近。
本报记者 陈轶男 实习生 徐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