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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街中队基本还停留在爆炸冲击波袭来的那一刻。标志性的红色大门裂了道口子，地上随处是飞落的门窗、天花板和玻璃碎片。
8月12日晚，26名消防兵从午夜的睡梦中爬起，冲到了1.5公里外的天津港危险品仓库爆炸现场。在车辆出发的位置，他们匆忙踢掉的拖鞋还在。
宿舍走廊的天花板整体塌了下来，可他们当晚用过的脸盆、毛巾、牙刷，反而原封不动、整整齐齐摆在铁架子上，像是随时等待下一次使用。
然而，标有杨钢、訾青海、成圆、蔡家远4个名字的脸盆，永远都等不到他们的主人了。当晚出去的那些人，4人确定牺牲，4人处于失联状态，其余18人全部负伤进了医院。
只有一个人还在这里值守——22岁的电话员张梦凡。他当晚在中队值班，接到天津公安消防总队的命令后，把火警单交给战友，然后拉响警铃，目送战友离开。
现在，张梦凡没有什么别的愿望，只希望那4个失踪的兄弟“回来就好”。“不希望再传出什么坏消息了。”他红着眼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坏消息一直在折磨着他。第一个确认牺牲的是战友杨钢，外号“钢炮”。消息传来后，张梦凡把微信名改为“祈祷”。
第一个获救的也是他的战友，名叫周倜，在离爆炸中心20米远的位置待了30多个小时。由于面部灼伤，无法睁眼，周倜醒来后闭着眼睛问：“别的战友怎么样了？”
没有人忍心回答。
张梦凡最亲密的队友是訾青海，今年20岁，还有20天就到退伍期限了。他的打算是留下来当士官，不管是张梦凡还是杨钢当年都是这样做的。这些年轻人对那扇红色大门有种难以描述的留恋。
8月12日夜里近11点，值班的张梦凡接到了总队的派车命令。他把命令交到了訾青海手里。按照规定的要求，不足1分钟，26名队员集结完毕，八大街中队4辆车全都出动了。
留在中队值班的张梦凡打开手持电台，准备前后方的联络。
他调试手持电台的信道，但没有听到战友到场后的动静。按照常规，这些人到场后会侦查情况，会请示任务，会互相喊话。这些他应该都可以听到。
他听到了爆炸声。不过不是从设备里听到的。
第一声相对较轻的爆炸响起时，他听到有人在喊“危险”，让他赶紧跑出楼外。正往外跑时，他想起来要带上电话和手持电台，又返回了值班室。等他再次出门，就在二楼的楼道里，惊天动地的第二次爆炸来了。门窗和天花板在他身后飞了起来。
他跑到马路上，正好看到东面升起的蘑菇云。“当时心就凉了，我是干这一行的，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他说，自己的第一想法是跑到前线，去找战友。
马路上涌来很多哭喊的人。不少是周边工厂的员工和天滨公寓等集体宿舍的住户，一团混乱。他帮着维持秩序。
那晚的爆炸在张梦凡的记忆里造成了一些至今未能修复的空白区域。比如，他想不起来，自己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接到了前方战友的电话。“应该是在三次爆炸全部过去之后。”他努力回忆说。
当晚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23时44分，三班车的司机王大力给他打了电话。王大力在电话里告诉他，已经找不到其他人了，让他赶紧联系一下前方车辆。
张梦凡马上给前方车的司机潘友航打电话，通了，对方的声音非常虚弱，报告自己受了伤。这次通话的其他内容，张梦凡至今都记不起来。
他不停地在手持电台里喊话，却无人应答。他给很多战友打电话，要么关机，要么无人接听。
一个从附近公寓跑出来的女孩已经精神崩溃，她跑到八大街中队门口，看到身穿军装的他拉住不放，念叨着自己举目无亲，蹲在地上只是哭，不让他走开，“像是托付给我了。”
事后他认为，这个绝望的求助者分散了他的悲痛。他必须把对方安置好，才来得及自己难过。
天蒙蒙亮时，他回到中队，挨个给战友打电话。依旧无人应答。
他生活了5年的中队人去楼空，换了模样。
杨钢确认牺牲后，张梦凡在梦里见到过他。事发第二天他没有睡着，第三天，他梦见了杨钢，梦见自己在做别的什么事情，杨钢始终在旁边看着。“我能看见他，我想跟他说话，他却不理我。”
他梦见过很多人，是在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的情况下梦到的。事故发生以来，他的精神格外清醒，没有倦意，也没有食欲。
支队原本把他调到了别的岗位，怕他住在八大街中队有危险。他求了一圈领导，终于获准回来。所有幸存的官兵都在医院，他觉得自己不做点什么，就是“大闲人一个”，心里不舒服。
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回到这里，看守战友的财物。他熟悉他们，包括谁的牙齿缺了一块都知道，但他不愿意去辨认遗体，“不敢看、不想看。怕认出来。”
跟出事那天一样，他晚上一个人值班。每天都会有焦急的家属给值班室打来电话，隔几分钟电话就会响起。失联战友的家属急得直哭，他却不敢哭。放下电话，他才会一个人哭起来。
获悉杨钢牺牲之后，张梦凡违背了一个命令。按照要求，所有战士的物品都要封存起来，不能乱动。但他任性地把杨钢的床铺收拾了一下。
与劫后的八大街中队一样，杨钢的单人床上满是玻璃碴子。张梦凡把这张床整理得干干净净。“我就想给他收拾——挨骂也好，处分我也好，我必须给他收拾干净。”
本报天津8月19日电
本报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