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忠实于内心，忠实于文学

    这几天，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5位获奖作家很忙——格非、王蒙、李佩甫、金宇澄、苏童，作为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的新科获得者，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并将获50万元奖金。这几天，书商和出版社也很忙，8月16日评奖结果一公布，这些本就库存不多的纯文学类小说即告售罄，出版社紧急加印。这几天，读者也很忙。新科茅奖获奖作品及历届茅奖获奖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纷纷被图书卖场上架，令人目不暇接。

    兼容——先锋作家、40年前小说、沪语小说皆入选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这5位作家的5部获奖作品都十分优秀，这毫无疑问。本届茅奖评委之一的陈晓明评价，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透视了整个20世纪，揭露了桃花源与现实的困境；王蒙的《这边风景》写多民族的同生态，在汉语言文学作品中十分罕见；金宇澄的《繁花》接通了海上文脉一种风格，是旧式小说向当代文学的暗渡；李佩甫的《生命册》书写乡村生命在现代社会的困窘与脆裂，从中能看出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狂热景观；苏童的《黄雀记》的核心是：恩怨情仇，相生相克，终有报应，小说的结构和内涵相互纠缠又自然天成。

    除去专业的评价，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些作家或者其作品很有个性。

    格非和苏童都曾是先锋作家。1987年，24岁的苏童在《收获》发表《1934年的逃亡》，由此成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1987年，23岁的格非发表成名作《迷舟》，以“叙述空缺”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被称为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

    曾经的先锋作家，如今获得了标榜经典的茅奖。格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之所以写作‘三部曲’，就想要消除掉所谓‘先锋’和‘传统’的对立、‘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对立是虚假的、人为建立起来的。一个曾经的先锋作家获得经典文学奖，不会有不和谐，重要的是写出好的作品。”

    今年81岁的王蒙成名已久，这次获奖作品《这边风景》却成书于40年前。1974年，40岁的王蒙在新疆的人民公社里担任副大队长，和维吾尔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40岁写到44岁，《这边风景》描写了新疆伊犁的农村生活。由于历史原因，小说未能出版，一搁就是34年。直到2012年，他的家人在整理旧物时才偶尔发现这包尘封的原稿。

    王蒙在电话中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本书放了40年有没有价值，这次可能给出了一个答案。《这边风景》中的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意义，民族、宗教、边疆、土地……”

    金宇澄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本职工作是《上海文学》杂志社的编辑，却在2012年以满纸上海话写出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读者评价：“如果你不懂上海话，用普通话去阅读，能正确理解；如果你是上海人，或者会说上海话，格么侬完全可以用上海闲话落伊读出来，感觉老灵额！”本届茅奖评委之一陈福民这样评价《繁花》：“金宇澄与中国当代文学一次特别美丽的遭遇”，是“不可复制的奇迹”。

    然而，在一个颠覆权威的时代，有人谈到，平均年龄62岁的获奖者和同样“高龄”的评委们，是否给茅奖戴上了“终身成就奖”的帽子？

    陈福民说：“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都需要积累，不能说一个50岁的人绝对比20岁的水平高。但总体来说，必须承认经验、资历、阅读量这些专业能力。本届评委中也有中国人民大学的80后副教授杨庆祥。其实，老人迟早会退下来，年轻人迟早会顶上去，而年轻人有一天也会变老。因此不能单从代际更替和年龄差异角度看茅奖结果。”

    参加过三届茅奖评审的陈晓明表示：“过去有获得茅奖的作家，此前没什么像样的作品，忽然之间获奖，之后再也没写出厚重作品。而单这一部获奖作品是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也令人存疑。那么，这一次，我认为确实评出了‘好作家、好作品’。”

    陈福民认为，作家和作品其实并没有绝对界限，读者不必对此太“玻璃心”。“首先，好作家写出好作品的概率比一般作家大得多，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错位；其次，当代文学经过40年的发展，有的作家写得最好的长篇，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没能获奖，比如莫言。在2011年，他正好有一部佳作《蛙》，获奖无可厚非。”陈福民预测，在未来，作品和作家将会同样重要。

    公正——宁得罪朋友，不得罪文学

    王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现在对评奖的评论非常多，对文学的评论非常少，这是一种绝对愚蠢的现象。奖怎么样关键在于文学怎么样，文学的价值并不由奖来决定。如果评出来的作品有价值，说这个奖不好，就没有任何道理。”

    本届茅奖的参评作品多达252部，最终获奖作品5部，获奖率不足2%；有投票权的评委61人，经过了3个月时间、6轮投票。如此缜密的评选工程，透视了茅奖评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在结果公布后的第二天，中国作协副主席、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评委会副主任李敬泽在中国作家网答记者问。

    有人问，茅奖如何确保公平与公正？李敬泽认为：“从一开始就通过《条例》对评奖纪律作出严格的规定，对评委的具体行为规范也提出了更加细致、严格的要求。同时，我们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组成专门的纪律监察组监督评奖全过程，随时受理评奖工作中的投诉和反映。此外，聘请国家公证机构对投票进行公证和监督。”

    从上一届茅奖开始，有一项重大改革就是实行了大评委制，本届也沿用。“评委的产生有两个途径，一部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协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各推荐一人，由中国作协书记处审核聘请；另外30人由中国作协书记处直接聘请。”李敬泽强调，前者推荐的评委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评奖，并不是推荐单位的代表。

    10部提名作品名单公布后，有一个3天的公示期。李敬泽坦言，其间也接到一些反映。如，有读者质疑“江南三部曲”是否符合参评条件，因其在第七届茅奖时就有单位推荐了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第八届时也有单位推荐第二部《山河入梦》。

    对此，评委会认为：格非早在2007年就公开表示要写一部三部曲。而《评奖条例》明确规定，多卷本长篇小说，应在全书完成后参加评奖。所以，当时《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并未参评，直到本届，“江南三部曲”才以完成的形态申报成功。所以，并非重复参评。

    李敬泽说：“评奖的风气也不仅取决于制度和监督，最终也取决于每个参与评奖工作的人的自警、自律。”

    陈福民有一个疑问：“在评奖中，集体意志会不会扼杀有独立见解的评委的意志？”根据中国作家网公布的终轮实名投票情况，获奖作品的得票十分集中，在满票61票的情况下，格非“江南三部曲”获得57票，最少的苏童《黄雀记》也有40票，五票全中的评委多达25人。

    在最后一轮投票中，陈福民尽管知道自己的票并无大用，但他还是投给了阎真的《活着之上》。“不影响大局，也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忠实于文学的品质。”陈福民说，“在评奖过程中，应该有一些趣味独特的评委，跟其他人选的不一样。”

    陈福民认为，现在的评选制度是一项“最不坏的制度”：实名投票，让评委不可能拿自己几十年的声誉来卖人情；大评委制，让“活动能量”再强大的作者，也不可能同时搞定60多个评委。另一位评委包明德的话更加直接：“宁可得罪朋友，也不能得罪文学。” 这些都代表着评委们在此届茅奖评选中的真实心态。

    大众化——获奖作品全部加印中

    在公布本届茅奖获奖作品后，有读者发现，当天晚上各大电商的书就已售罄，纷纷显示“预订”状态，8月下旬才能到货。

    出版社的加印也同步开始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江南三部曲”和《繁花》，该社宣传主管陆文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江南三部曲”已经加印了4万套、《繁花》加印了5万册，“茅奖对于图书销量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在开奖前已经有心理准备，都在紧急加印中”。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生命册》和《黄雀记》，也都在加印中，具体数量尚未公开。

    据公开资料，在茅奖的获奖作品中，以《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销量最佳，累计销量分别达到220万册、200万册、150万册。在上一届茅盾奖获奖作品中，毕飞宇的《推拿》在茅奖揭晓前，发行量约五六万册，获奖至今已加印至近40万册；张炜的《你在高原》获奖当年销量达5万套，作为一套10册的纯文学作品，已是十分难得。

    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宋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该社有一套长销书“茅盾文学奖全集”，收录了历届一共30多部茅奖获奖作品，和“名著名译”系列、“哈利波特”系列等，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柱型图书。本届茅奖结果公布后，正在参加上海书展的宋强不断被观众询问，有没有带来这套丛书。

    “茅奖全集的销量比较平稳，按册数每年在五六十万册以上。其中陈忠实的《白鹿原》和阿来的《尘埃落定》的销量是最好的。《尘埃落定》的销量超过100万册。一些原来卖得不好的书，只要获得茅奖纳入了全集后，销量就上来了，很多人一买就是一套。”宋强说，“茅奖也许并不是评价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但能给一些不知道如何选书的普通读者，提供一个参考标准。”

    看来，读者以自己的购书行动，为茅奖投出了最靠谱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