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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汤旭岩和馆员一行10人，重走了湖北省图的前辈们在抗战时期走过的西迁路。在80多年前，时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谈锡恩带着儿子一起，也正走在这条护书西迁的路上。汤旭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每丢失一本书，谈馆长都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但儿子在路上掉下山崖牺牲，他却一笔都没有写。他把失子的痛苦埋在了心里。”
8月15日，“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史迹研讨会”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召开，参会代表通过大量生动丰富的图片和数据，讲述了前辈守护文明、保护古籍的英勇事迹。今年5月4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正式启动了抗战时期抢救保护古籍重要事例征集工作，收集到了来自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45家单位的61个事例。
回首抗战，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外，还有一批人，他们为了保护珍贵古籍文献的安全，历经风霜雨雪，辗转大江南北，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湖北省图书馆：搭上最后一艘西迁的船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火烧到了湖北境内，武汉屡遭敌机轰炸。6月30日，湖北省图书馆随政府西迁至恩施，由于各个车站码头等待运输的物资堆积如山，从武汉把书运到恩施非常困难。时任图书馆馆长的谈锡恩四处奔走，一部分馆藏精品图书终于在7月初搭上了最后一艘西迁的船。9.8万册图书，173木箱，49箱杂件，85件装散片的大木件，总物资一共是36吨。
“整个西迁文献是分批次、分阶段转运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轮船的终点是宜昌，而西迁的目的地是恩施。”汤旭岩说，“到达宜昌市区后，发现所有公共场所都住满了人，堆放图书就成了大问题。于是谈馆长又多方设法，将图书从速运往恩施。”
西迁日记中记载：无数次的飞机轰炸不能前行，路被炸毁不能前行，阴雨天不能走……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车子坏了，就会用运木炭的车子运送这些图书。
汤旭岩介绍，为了让图书早日发挥作用，谈锡恩终日不辞辛劳东奔西跑，一方面争取省政府和教育厅拨款，新建馆舍；另一方面因陋就简，在士桥坝、官坡等五处开设了阅览室，为省直机关、农学院、省实验中学等单位提供良好的借阅条件。
重走西迁路时，最让汤旭岩印象深刻的是抗战时期在恩施建的图书馆。虽然已经找不到原来的房子，但那里的老百姓还记得那个图书馆所写的标语，如，“图书馆是抗战文化的宝库”“图书馆是鄂西文化的基元”“图书馆是抗战建国的基础”……这样的事例非常多。
广西图书馆：两次大转移，终保古籍无虞
1939年，在第一次贵南战役中，日军占领了防城港，从防城登陆以后直逼南宁。
“我们馆第一次转移是在1939年。当时转移时间非常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时任馆长黄立生临危不惧，带领7名馆员，想方设法抢租民船，将广西图书馆的珍贵图书文献搬运到邕江旁，装船启运，沿邕江逆流而上，经右江到百色。”广西图书馆馆长徐欣禄介绍广西图书馆在抗战时期的第一次转移情况。
当时转移书籍达7万多册，一行7人于战乱时期带着这样庞大的物品，乘几艘民船去百色这个商品集散地，非常容易成为觊觎的对象。黄立生要求馆员随时提高警惕，并安排馆员日夜轮流值守，以防意外发生。
1940年，南宁被中国军队收复后，广西图书馆回到南宁，整理旧务，恢复正常业务。然而，才稍稍打开局面，战火又起。1944年，南宁再次沦陷，图书馆不得不再度转移。
黄立生曾回忆说：“日军在1944年11月攻陷了南宁，由于有第一次的经验，相对从容。当时第一反应是抢租船只，然后所有书籍一律紧急打包，尽数装船。仓促之间，装船完毕，立刻起航。当时的战况复杂，由于不明下一步敌军进攻方向，几艘船在江上行止不定，徘徊观望，漂泊数日。”
徐欣禄介绍，由于预计百色城相对拥挤，不能保证馆舍，同时也担心在江上航行的时间太长而遭意外，为避免馆藏遭不测，最终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流通部主任陈宝经和干事黄似兰保护部分珍贵书籍在果化登岸留守；其余人员由馆长率领将大部分图书运往百色。
果化是平果县的一个小镇，在右江边上。当时环境异常艰苦，又时值寒冬，除书籍安危外，两位馆员食不果腹，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12月底，他们得知相距果化只有48公里的隆安已经沦陷，于是立刻冒着严寒雇了马车，绕山路连夜奔走，将图书往远离右江的内陆转移，最后到了距离果化镇52公里的进结镇。两人在进结镇盘桓了一段时间，直至听到确切消息，确认百色安全后，才将图书运往百色与大部队会合。由于措施得力，这次疏散馆藏图书几乎没有遭受损失。
据广西图书馆档案材料记载：黄立生所率领的大部队，带着馆藏的大部分书籍沿江而上，几经周折终于到达百色。百色成为战时省会，图书馆物资、人员到百色后，幸得百色行健中学胡万钿照顾，将该校图书室借给图书馆使用。
“我在，古籍和文物在；我不在，将文物送到海南的黎族地区去”
这些古籍保护义举中，既有官方举措也有民间自发行为，既有大众耳熟能详的仁人志士和图书馆同仁勇护国宝、坚守职责的无私举动，也有许多普通百姓不顾安危、抢救古籍的感人事迹。
乐嗣炳先生是现代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文物收藏家，也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国现代汉语使用推广的先驱，民俗学的奠基人。为了不使珍贵古籍和文物流失，从1931年到1945年的十几年间，乐嗣炳自费抢救性购买大量古籍和其他珍贵文物。
据乐嗣炳之子乐俊鱼回忆，淞沪抗战以后，父亲已是著名学者，家里收入较高，家中两层楼的别墅，装的都是书籍和古文物，各种善本有4万多册，文物几千件。“淞沪抗战失利后，父亲决定带着善本和文物离开上海，认为房子、家具没了也就罢了，但是文物不能落到敌人手里。那时候交通不发达，从上海到广西路途辗转，十分艰辛。”乐俊鱼说。
1988年，乐嗣炳先生向刚刚成立的海南省博物馆捐赠了一大批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时任该馆第一任馆长的王国全，今年已经70多岁。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乐老的夫人杨景昭先生对我说，乐老生前嘱咐她‘他在，古籍和文物在，他不在时，将文物送到海南的黎族地区去’。杨景昭先生还说这批古籍保存到现在多有不易，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柳州，从柳州到丹州又回到上海。”
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乐老倾注了一生心血的收藏没有一件留给子女。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曾4次向国家无偿捐献了大批古籍和其他文物，接受捐赠的单位有上海民俗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