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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初，日本东京日比谷“第一生命”大楼里的“麦克阿瑟执务室”再度限期对外开放。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８月30日，麦克阿瑟抵日，开启对日占领时期；9月15日，他进驻该办公室，6年零10个月之后才离开。据称，他看中这里，是因为站在窗边即可一目了然地俯瞰日本的政治中心——皇居。
开放供人们参观的空间分别有会议室、办公室和休息室，面积都不大，但保存十分完好。而陈列物品被最大限度地简化，已几乎感受不到当年麦克阿瑟作为占领军最高指挥官的威仪和心境。
60多年过去了，日本对麦克阿瑟当时所推行政策的看法具有两面性，显得极其晦涩而复杂：一方面感激他保留了天皇制，为战后经济重建作出努力；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主导制定和平宪法，推行西式民主观念和制度，是在长期地、有计划地弱化日本的国民性，抑制日本国民走自主道路的意志。安倍政权“教育改革”正是基于后者的思维推行的。安倍的教育思维也成为诸如“育鹏版”等充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字存疑论”“强征随军‘慰安妇’否定论”和“日本传统文化优位论”思维的中小学教科书在日本校园渐渐占据上风的重要背景之一。
改革经济、强化军事、推行以明治时期为理想目标的教育改革，或许就是安倍将日本打造成“值得骄傲”“光辉闪耀”美丽国家的蓝图。
8月12日，安倍回到山口县老家并在当地发表演讲。他表示，希望在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继续担任首相，直到2018年9月。他说：“我已在平静中下决心，要作为推行维新的山口县出生的首相，留下无愧于（前辈们）的实绩。”
据称，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每满50年之际都是山口县出生的政治家在担任首相。
在稍早前的7月20日，日本迎来第20个“海洋日”之际，安倍也发表了耐人寻味的讲话。其中除了一些看起来野心勃勃的海洋强国方略，以及庞大的海洋人才教育培养政策之外，还提到一段关于“明治丸”的故事。安倍提到，140年前的这一天，明治天皇乘坐“明治丸”巡幸日本东北和北海道地区并平安回到横滨。“明治丸”是当时最精锐的“巡逻船”，1875年它先于英国船只两天到达小笠原诸岛，正是这短短的两天决定了日本对小笠原的领有，要不然那里丰富的海洋资源就可能易手成为英国的囊中之物。安倍自诩道，日本管辖着世界第六大规模的广阔排他性经济水域。他又称，1896年，“明治丸”成为日本商船大学培养海员的神圣道场，在直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里，每天早上有５０００名青年海洋人在它的甲板上磨练技能，登上桅杆张望。正是因为经受过如此严格训练之后，毕业生把“明治丸”当成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从此以献身海洋事业为骄傲。他还称，有必要打造成为锻炼年轻人及其心所向往的现代版“明治丸”。安倍最后称，为“明治丸”命名的是当时的工部卿伊藤博文，伊藤作为“长州五子”之一，与其他4人果敢地渡越重洋，他们的功绩成为强力牵引日本现代化的原动力。海洋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期待年轻人无惧险恶风浪，奔向海洋，开拓未来。
显然，安倍把依托武力扩张政策，侵吞周边国家领土的急先锋伊藤博文，当成了当今日本年轻人应有的心灵道场“明治丸”，而明治时期的日本则是安倍心中“美丽的国家”。
今年8月初，中国青年报记者参观了东京的“市谷纪念馆”。该馆曾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讲堂”，一度被称为日本战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大本营”，战后又被用作“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法庭。但是，走进纪念馆，“大本营”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疯狂阴谋和深重罪恶已经几乎被抹去，有关“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痕迹也被碎片化，仅有《降伏纲要》等一些展品。纪念馆里讲台正中竖立的“玉座”牌子象征着天皇的中心位置，左右展柜中是大日本帝国时期各种军服、军刀等，中间展柜则有裕仁天皇对从中国战场归来日军将领的嘉奖文书，还有山本五十六手书的“常在战场”等。二楼看台还挂有一排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的画像，其中就包括土肥原贤二。参观时放映的一段影像中，有关日本策动“卢沟桥事变”，实施全面侵华战争等史实也被“精简”成一句“昭和25年，日中战争爆发”。
据讲解员称，每年前往参观的学生中，报名作为团体参观的约有3000人，而以个人名义前往参观的更多。但是，在上述的现实情况中，市谷纪念馆已根本无法对当今的日本青少年学生传达有关那场罪恶侵略战争的真实、准确而全面的信息。
相反，今年3月，被美军击沉的日军当时最先进战舰“武藏号”等被发现，这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部分自民党国会议员正在谋求由安倍政府负责打捞沉没在东海海域的“大和号”战舰。
在安倍政治的驱动下，日本有关战争历史的教育在青年中的体现呈现复杂而微妙的现象。其中，有些听起来十分露骨。比如，针对一段时期以来青年学生在国会大厦前反对“安保法案”的抗议活动，年仅36岁的自民党众议员武藤贵也指责他们不想上战场“是极端的利己思想”。更令人吃惊的是作为武藤所属议员派阀大佬、安倍内阁副总理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对武藤的“教育”。麻生8月6日批评武藤说：“不站在政府和执政党的议员立场说话是不行的。个人的心情要等到安保法案通过再说。那样也不迟。”
有些表达则体现得比较委婉，且侵略战争的恐怖和罪恶也被大大弱化。《读卖新闻》8月9日数字版刊载一位17岁日本女艺人的短文，其中写道：“关于战争，（我）在课堂上听过，也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讲述，但我没有多大兴趣，那时心里想‘不过就是听听过往的事情’。”
不过，我们也不难发现另外一些日本青年学生富有思辨而给人以信心的声音。
《日中友好新闻》7月5日刊载了爱媛县大学生越智佳穗的文章。今年6月中旬，日中友好协会举行第64次大会。她在文中说：“首次参加大会，将协会的和平友好活动与日本当今的政治结合起来看，感到应该关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分会上，期待年轻人更多地参加活动的呼声特别多。觉得有必要为年轻人学习历史找到一个（正确的）入口；有必要在同时知晓历史的被害与加害双方的基础上来思考历史认识。”
《每日新闻》8月3日刊载了福冈市大学生千叶美穗的投稿。她这样写道：“我是广岛县出生的大学生，学校在九州。上大学后，每到这个时候就觉得‘（难道）和平学习就只剩下广岛和长崎了吗’？县外的学生多数缺乏有关战争的知识和理解。正因如此，他们希望来自广岛的年轻一代不断传递（有关战争历史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们）接受和平学习后所得出的结论更多的是，‘战争对日本造成了诸多伤害，说到底战争是不可以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她进一步指出：“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是不妥当的。在受到伤害的另一面，日本同样给其他各国造成了诸多的伤害。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如果停留在仅有日本是受害者的历史，那无法说是真正的和平学习。要在知晓作为加害者的历史的基础上，再一次思考战争与和平。这样的话，才能缔造更加和平的世界。”
本报驻日本记者 张建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