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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4年前的一幕仍没从夏英俊的记忆中抹去。
“妈妈，快看！”彼时只有6岁的儿子一把拉住夏英俊的手，把她拽到电脑前。
那是一个近乎全裸的女人照片。儿子不懂，天真地问妈妈：“这个阿姨在干吗？要给宝宝喂奶吗？”
这是夏英俊第一次意识到，不能再让儿子这么随心所欲地玩电脑了。
忧心忡忡的不止夏英俊一人。今年以来，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以下简称“举报中心”）平均每月都会接到两万多件举报，其中，淫秽色情信息占半数以上。
这就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另一面。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但同时，网络不良信息的滋生和蔓延，也扰乱了互联网发展秩序，危害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侵害了人们的合法权益。
可是，清除网络雾霾，营造清朗空间，难道只能“等风来”？
“网络垃圾”需清理已成社会共识
描述现今孩子的童年，夏英俊用了一个词——“触屏一代”。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研究发现，截至2014年12月，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已达到2.77亿，占中国青少年总人口的79.6%。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宋超感慨：“学校里才八九岁大的孩子，都知道上‘淘宝’买礼物、用‘滴滴’约出租车了”。
“刚会识字就会上网”，这是许多90后、00后的真实写照，他们被称作是“互联网原住民”。少了河边的抓蝌蚪、玩泥巴，少了广场上的打沙包、跳皮筋，如今，童年的定义正在被改写。
这样的童年，也让很多家长和老师操碎了心。
从儿子三四岁开始接触电脑，夏英俊的担心就没停过。“网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候，孩子正上着网，突然电脑右下角就跳出个弹窗，推送些不好的东西。”
这些“不好的东西”，多半是衣着暴露女子的图片。举报中心副主任奚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淫秽色情信息已是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第一大隐患。
一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去年一年，举报中心共受理和处置全国公众举报109.4万件。其中，淫秽色情有害信息最多，达82.3万件，占所有数据的80%。
而孩子们钟爱的网络游戏，同样危机四伏。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冰对青少年上网的行为特点进行了分析，其中，网络游戏的使用最为突出，小学生的网络游戏使用率甚至高达70%以上。
这是让肖伟最不放心的地方，她的侄子才10岁，“就玩些暴力血腥的网络游戏，拿着刀枪到处‘杀人’。”她担心，这样的游戏玩久了，万一孩子把暴力行为平移到现实生活中怎么办？
“网络垃圾”侵害的还不只是孩子。一些网站为了吸引眼球，故意传播低俗信息。网络上时常爆发的人身攻击、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也让享受着互联网便利的人们头疼不已。
刚工作时，肖伟就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那时，互联网刚刚兴起，肖伟负责个人网页的维护。这份工作让她“突然感觉看到了社会的很多阴暗面”。
“有些人会在个人主页上传一些色情的东西。”当时，肖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收集这类信息，交给公安机关。这一度让初入社会的她很不适应，“感觉自己就像个初级鉴黄师”，肖伟说。
而让王丽（化名）感到无所适从的，则是网络上充斥的攻击性、侮辱性的言论。“有时在网上浏览新闻，底下的评论简直没法看。”王丽皱着眉头说。
更多的网友则在网上“吐槽”。“就因为网上不知道你是谁，就可以随便骂人吗？”“一个正常的评论竟然能引来人肉和谩骂，甚至威胁到个人安全和社会的秩序了，国家真的应该好好管管互联网了”……
高规格“领导小组”打造清朗网络空间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其中，专门有一条涉及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问题。
在对《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互联网监管长期存在的“九龙治水”现象：“从实践看，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
也因此，必须先从体制上开刀。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应运而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一举解决了互联网管理的顶层设计问题。这个小组的定位，是发挥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决策，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
而它的成立，也被舆论视作中国互联网管理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比如，运行伊始，这个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就给出了一个关键词：依法治网。
在第一次会议上，组长习近平表示，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此后的一年多里，“微信十条”、“账号十条”和“约谈十条”出台，互联网治理进入建章立制的密集期。
今年2月，网易成为中央网信办第一个约谈的对象，原因是在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过程中，网易存在严重导向问题，并存在违法转载新闻信息、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传播谣言等问题。此后被约谈的还有新浪，仅4月前8天，举报中心接到涉新浪的举报就达1227件，居主要网站之首。
当舆论忧心约谈会成为约束互联网发展的“紧箍咒”时，严格规范“约谈”的“十条”出台了。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看来，“约谈十条”兼具沟通机制、舆论机制、缓冲机制、惩戒机制和自治导向机制的价值，旨在让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形成自我约束，反映了管理部门与企业协同共治的市场机制和互联网思维。
权力有界，治网才能掷地有声。助力清朗网络空间的同时，不能影响互联网的创造性和自由度。
如今，依法治网的步伐依旧。7月6日，《网络安全法(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互联网法治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维护好它”
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多年的肖伟认为，互联网治理是个大工程。政府要扮演好规则制定者的角色，企业要严格自律约束自己，而像她一样的网民，也应该尝试寻找到自己的角色，积极加入到网络治理的队伍中去。
2010年，肖伟和夏英俊加入了一个名叫“妈妈评审团”的社会公益性团体，从此多了一份新“工作”。这个组织由首都互联网协会创建，加入该团体的妈妈评审员，以“儿童利益最大原则”和妈妈对孩子的关爱为标准，对互联网上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进行举报、评审，形成处置建议，反映给相关管理部门，并监督评审结果的执行。
“一开始，觉得做这些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慢慢发现，这是对所有孩子都有益的事。”夏英俊说。
在成立妈妈评审团以前，2006年8月，首都互联网协会还组建了全国第一支网络监督志愿者队伍，并逐步成为打击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今年4月，已有来自30个省（区、市）的3467名社会热心人士参与。
这样的社会力量并不孤单。在奚伟工作的举报中心，每天都会有数百个电话从全国各地打进来，举报不良信息。
“建立公众举报机构，设立公众举报平台，开展网络举报工作，是国际社会治理网上违法和不良信息的普遍做法和发展趋势。”奚伟说，很多国家也是通过设立第三方机构受理公众举报的方式，督促网站认真审查、及时删除各种有害信息。
比如，早在1996年，英国就成立了互联网监看基金会，通过热线接受公众举报和投诉。美国、新加坡、德国、泰国等国也都高度重视社会公众监督在网络治理中的作用，设立了类似举报中心的公众举报机构。
“面对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仅仅依靠政府部门几十个人、上百个人的监管，就如同‘杯水车薪’，很难应对。”奚伟说，通过调动公众参与网络治理的积极性，发挥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一举多得的效果。
感受自在人心。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今年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80%以上的网民认为网络秩序变得更好、网络舆论环境得到改善；90%以上的网民表示支持政府发起的各项网络治理行动。
现在，夏英俊已经养成了时不时地给互联网监管部门支招的习惯；肖伟的工作越发忙了，但只要有空，还是会搜集一些不良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
清风不是等来的，是互联网上每个人齐心协力创造的。这阵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源头就在“民心”。
本报记者 李林 闵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