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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作为一个普通的汉族青年，我到了西藏，遇见了藏族同胞与优秀传统的藏文化，并得到了他们的护佑、接纳与滋养，实在是三生有幸。”出生于北京的西藏文联主席、画家韩书力，已在西藏工作了大半辈子。
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在25岁以前，从未想到会与西藏有什么交集。上世纪60年代初，韩书力和同学们被老师带到民族文化宫，参观揭露旧西藏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展览，许多实物展品令大家触目惊心。以致多年之后，韩书力只要看到民族文化宫的照片，当时一些画面仍在眼前浮现。当然，那已是旧西藏的事了。
不曾想，1973年深秋，命运之舟将韩书力从屯垦戍边的黑龙江畔载到雪域高原，并且让他从此心甘情愿地在这里生活与走笔了40多个春秋，也见证了40多年来西藏社会历史的变迁。
那时的西藏，在多数人心目中，还是荒寒贫困与落后的代名词，远非今日的景象。韩书力那时下乡深入生活，如果不能按饭点赶回县、乡招待所去买“老三样”——冻土豆、冻萝卜、冻圆白菜的乱炒和碱放不匀又经反复蒸热的“出土馒头”，真就只剩下攒着钞票、粮票喝西北风的份儿了。在县城唯一的贸易公司的货架上，能吃的东西似乎只有一种过期的印度饼干。
尽管条件有限，韩书力和他的同伴仍然争着上山下乡、走进村寨，深入农牧区，深入边寨寺院，与藏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几乎成为那些年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准则。几十年下来，或搭车，或骑马，或徒步，韩书力去过西藏74个县里的71个。仅在日喀则市，截至去年8月，韩书力已有92次的下乡记录。
作为一名老西藏，40年来，韩书力的所见、所历、所画，从人到事，都不算少。他说，令他一直难以忘怀的，倒是一些很细微很普遍的寻常小事，并实实在在地支撑着他40年的高原坚守。
初到西藏，韩书力的感受是这里无山不美、无水不秀，尤其是藏族同胞那雕塑般的形象，犹如磁石般吸引着他，仿佛有画不完的速写、画不够的头像。只要有好景致、好形象，选好角度一屁股坐下就画，根本顾不上脚下是泥还是水。有一次，韩书力一笔一画勾勒时，突然腰下被一块石片打了一下，原来是一位路过的藏族妇女在提醒他。对方用手比划着他坐的地方，韩书力才注意到自己所坐的冰面被焐化，棉裤湿了一大片。这时，他才领悟到对方的好意。几十年过去了，韩书力不曾忘却那片飞石的温度。
韩书力回忆，到了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西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改观。韩书力新的供职单位西藏文联也有条件租一辆解放牌卡车送一行5人西行阿里，对古格王朝遗址艺术做破冰之旅。尽管车是旧的，司机多吉才19岁，是个新手，但大家仍每天兴致勃勃地追着太阳西行。没想到，在接近阿里地区的马泉河中，车搁浅了，进退不得，因处无人区，仅有一辆车，根本无法自救。画家巴玛扎西与司机只得徒步返回几十公里外的仲巴县城求援，韩书力和剩下的人则留在河边守车、打渔、捡柴，每天吃一包方便面苦等。
7天后的下午，他们终于等来了援兵，21位藏族壮汉乘一台翻斗车飞奔而来。车未停稳，这些人就纷纷跳进刺骨的河中系钢绳、挖轮胎，齐心协力地人推车拉，折腾了好久，终于把“解放牌”拽上了岸。那种被救于水火中的庆幸与激动，让韩书力竟不知该如何感谢，语言在彼时显得苍白。有人拿出仅剩的半包烟，有人翻出一把大白兔奶糖，韩书力能做的只是为这21位“救星”照了几张当时尚属稀罕的彩色合影，然后便目送他们返回县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到钱，提到误工费、汽油费。虽然这已是31年前的事了，但韩书力仍记忆犹新。
韩书力说，作为艺术家，很多事情都是过程性的，一晃就过去了，但这些小事却让他铭记一生，让他认识了藏族同胞，走进了他们的文化，并情不自禁地热爱。
“身在高原，多年来经受大自然的洗礼与汉藏文化的双重加持，理应眼界与心界更开阔、更坦荡。我愿更加自觉地用生命长度，在万里高原上追寻、攀登那一座座圣洁的艺术雪山。”韩书力说。
本报记者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