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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青年报》和澎湃新闻针对高职院校不安于姓“职”，一心想往“高”发展，忽视技能教育，重视数学、外语，把升本率作为重要办学目标的报道，引起社会对高职办学定位偏差，染上“高烧”症状的关注。
高职院校办学者认为，“高烧”是不争的事实，可他们有说不出的苦衷，不追求上层次，不提高专升本率，学校将很难生存。在地方政府看重学校的层次、受教育者在乎高学历的当下，一心安于“职业教育”定位的高职院校，恐怕在还没有办出特色之前，就被淘汰了。
高职院校办学者把“高烧”的责任，推给了政府和社会，可政府和社会并不买账。政府官员批评学校办学者急功近利，总想尽快出政绩，因为提高学历层次，比培育学校特色，在目前更容易些。有一些校领导，确实是将学校升格为本科，或者至少和本科院校合作办学培养本科生，作为任期目标。这种观念不变，纵有政府部门要求学校安于定位，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国家不是已经制订战略，要求地方本科院校要转型进行职业教育和应用技术教育吗？有多少地方本科院校心甘情愿转？因此，“退烧”，该从高职院校自己做起。
关注高职院校“高烧”的社会舆论，则把“高烧”的病因，主要归为政府的政策导向与学校的办学理念，却忽视一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国民心中，有多少人把高职视为与普通高等教育有一样地位和价值的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本来是和普通高等教育平行发展的类型，可在我国社会，这变为一个层次，而且，扮演着对受教育者进行“分层”的功能，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往往会被贴上“差生”、“低人一等”的标签。时下流行的观念是阶层流动，舆论普遍认为，一个人只有进名校、接受精英教育，才有进入“上流社会”成为“人上人”的可能。也就是说，高职“高烧”，也是社会学历高烧的症状之一。
可见，高职“高烧”既是学校病，又是教育病，还是社会病，这需要学校、政府、社会共同治理，不能推诿。
对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国已制订整体方案，问题在于，在关键领域，还有待突破，按照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要求，政府必须把办学自主权和评价权放权给学校和社会专业机构，但目前看来，放权并不顺利，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还用传统思路管教育、介入学校办学。要使高职“退烧”，需要政府把伸得过长的手缩回来。
高职院校，则要改变传统的等靠要办学思维。如果学校在办学时，出于眼下的功利目的，还是继续以前那一套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这些学校很可能被“高烧”“烧死”。其实，高职院校的作为，也会影响到政府的放权。如果学校能提高治理能力，这也会促进政府放权。
高职的“高烧”，和其他教育问题一样，都是目前教育管理制度、社会舆论和学校办学理念综合作用的结果，解决教育问题，需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而不能各说各话，推卸自身责任。
熊丙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