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职缘何瘦身？

    2020年前，北京市将把中职教育规模压缩近一半，即中职院校总数从目前的116所减少至60所左右，在校生数量控制在6万人。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了《北京市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对于未来5年北京市中职学校规模进行了具体规定，并提出为推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引导东城区、西城区中等职业学校向郊区疏解，支持有条件的职业院校通过搬迁、办分校、联合办学等方式向外疏解。

    看到这一《意见》，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校长林安杰的第一反应，就是“欠考虑”，“减一半的依据是什么？是否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支撑？”林安杰说，他还会利用北京市政府特约督导员、民进北京市委常委等身份，积极地给相关部门提意见。

    在林安杰看来，缓解北京人口的压力，从中职学校入手，是有问题的，中职毕业生少了，可是大量岗位需求还是存在的。应该根据市场需求按规律办事，由中职学校自己判断是否增减规模，而不是一纸政策，更不应该强行。

    但是，在采访过程中，更多的专家和校长认为，这一《意见》是适应北京现实情况和未来发展需求的，但是不能“一刀切”，或不能只有宏观要求没有具体的计划和办法。

    生源减少、招生难的现实选择

    “学校的规模要和招生的规模一致。”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高卫东认为，近年来，北京市的生源逐渐减少，中职学校招生的规模越来越小，很多学校面临招不上学生的困境，入口出现了问题，出口当然也应随着变化。

    相关数据表明，在北京户籍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影响下，普通初中毕业生数在过去几年中急剧下降，2009～2012年间北京市初中毕业生从10.2万人逐年下降到9.6万人，在未来几年，户籍学龄人口还将持续下滑，预计2018年年初中毕业生数不足4万人，甚至低于当前普通高中招生数。由此，职业院校、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问题在未来若干年内依然严峻。

    为了应对本地生源危机，在北京市异地中考政策出台前，北京的职业院校就开始通过接收外地生源来保证学校规模。“北京市户籍的孩子不愿意读中职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末高中扩招之后，中职学校生源就成了问题。从那时候开始，招收外地学生就是中职学校生存的重要途径了。前几年，很多职高的非京籍学生比例都能占到一半，有的甚至占六成。”北京一位中职学校副校长说。

    但是，2012年年底，北京市教委等四部门联合颁发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京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规定自2013年起，凡进城务工人员持有有效北京市居住证明，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合法稳定职业已满3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3年，其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本市连续就读初中3年学习年限的，可以参加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

    高卫东认为，这一《方案》设定了很高的门槛，需要满足5个条件，才能通过资格审核参加北京中考。以前，本地生源不足，还能通过招收外地生源维持一定规模，“但是2013年开始，外地生源不能招了，在北京的流动人口子弟也不能招了，招生情况就很严峻。招不到学生，学校要那么大规模干吗？”高卫东说。

    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用“合理”来评价这一《意见》，这让她想起了上一次中职学校缩减的情形。为了应对北京城市功能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北京市教委遵循集约型、精品化、内涵式的发展思路统筹职教发展。2000年至今，撤并一批规模小、效益低、专业特色不明显的学校，整合、保留专业特色明显、规模较大、办学质量高的学校，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总数从500多所下降到100多所。

    一份调研资料显示，经过上一轮的规模缩减，北京市职业教育资源布局得到了优化。在院校撤并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专业结构，中职学校开设专业175个，专业布点780个，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一、二、三产业专业在校生比例，为4∶41∶55。

    北京职业教育的重心要高移

    《意见》不仅提出了北京市东、西城的中职学校向郊区疏解，还提出要探索建立京津冀职业教育集团，适应产业链分工合作需要，支持职业院校跨区域合作培养人才、合作开发课程、共享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实习实训基地、共享教学科研成果，同时加强与张家口市职业院校的对接协作，为2022年冬奥会培养培训更多的技术技能人才。

    具体而言，要针对限制和禁止发展产业，撤并一批面向低端产业的专业；针对调整转型产业，改造升级一批传统优势专业；针对“高精尖”产业，优先发展一批新兴专业；针对城市管理、社会建设需求，重点加强一批紧缺人才专业建设；针对疏解转移产业，与产业承接地合作办好一批品牌专业。

    在高卫东看来，这一《意见》是符合北京市未来发展需求的，这不是个“空降”的政策，而是“早有铺垫”。

    早在2011年年初《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的时候，就提到，“提升职业教育发展重心，整合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资源”。“这句话被很多人忽视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释放出一个信号。”高卫东说，“就是北京职业教育的重心要高移，从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向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体、中等职业教育为辅的职业教育体系发展。”

    史晓鹤也认为，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和“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北京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问题，低端的制造业都要转移到外地，北京将成为高精尖技术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地。现在的中职毕业生是不是符合北京未来产业升级的要求，就是一个问题。

    “职业教育要符合区域发展的定位，北京有它的特殊性，作为首都，要围绕核心功能去做，职业教育肯定也要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围绕首都的功能定位来重新作规划，这是非常必要的，一定要重新规划。”史晓鹤说。

    在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下，有极端观点认为，北京市并不需要发展职业教育，甚至可以取消中等职业教育。“这一观点显然无法成立。”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博士后田志磊说，从国际比较来看，大都市东京、首尔都曾经历过普通教育扩张、职业教育萎缩的阶段，但是近年来这一趋势已经得到扭转，职业教育注册学生不断增加，职业教育又重新获得青睐。    欧债危机期间，欧洲经济哀鸿遍野，唯有德国一家“独秀于林”，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被认为是德国经济保持稳健的关键因素。从产业需求来看，北京市重点发展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一线员工大量来自职业教育毕业生。田志磊认为，探索世界城市发展规律，无论是基于国际经验还是产业需求的视角，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不会下降，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