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冷落的西南联大图书馆

    当看见盖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印章的泛黄图书时，来自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无不发出惊叹之声。

    最近，2015年“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会议期间，与会者被邀请参观了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那些历经60余年战乱和风雨的图书，那些弥足珍贵的名人大家之作，迷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和关注西南联大图书馆。”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王顺英说：“事实上，在众多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中，涉及西南联大图书馆的信息少之又少，对联大图书馆精神的传承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西南联大图书馆值得研究

    “西南联大图书馆十分值得研究。”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讲坛办公室的助教龙美光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弦歌不辍，为国家培养出一代栋梁之才，除有杰出的大学校长、一流的师资、自由的学术环境、严谨治校的教学制度、科学合理的人才培训模式外，还有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内在支撑，各院系图书室、资料室、阅览室及联大教师提供的优秀文献资源。这些文献资源为身处边陲的西南联大师生了解、掌握、研究世界优秀的科学文化知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少西南联大的学子记忆中，都有西南联大一景：“挤图书馆就像泡茶馆”。

    曾在图书馆抢过座位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作家汪曾祺回忆说：“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看书多半在茶馆。昆明街头的大小茶馆，竟成了西南联大为数众多的图书馆的分馆。”

    据资料显示，1938年4月，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之后，由于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联大图书馆也常常搬迁。直到当年的夏天，才在新校舍北区有了专门的馆舍：一座丁字形的瓦顶平房，是整个学校建筑中最“阔气”的一幢。但内部设施极为简陋，书架全部是用肥皂箱和汽油桶做的。

    西南联大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就建立了“图书设计委员会”，由各系学术造诣很深的教授参加，负责图书购置。由于当时经费困难，图书匮乏，图书馆向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等借用了部分图书。同时还向国外申请赠予：斯坦福大学霍尔教授向联大捐赠了文学图书245册，康乃尔大学沃克教授赠刊75册，牛津大学赠书1545册。据资料记载，西南联大图书馆后来共有中文书33910册、西文书13478册，但因缺乏购书经费，每年只能新增约500册。特别是上海、武汉失陷以后，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中断，国内外购书变得十分困难，联大的图书馆人只能在昆明的各旧书肆中寻觅选购教学用书。

    正是西南联大图书馆人殚精竭虑地搜集图书资料，才勉力支撑着风雨飘摇的联大图书馆，为师生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至今在不少西南联大校友的记忆中，他们都认为“西南联大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

    抗战时期图书馆，学生们的精神殿堂

    这一简陋但颇具规模的战时大学图书馆，更是当时学生们的精神殿堂。

    尽管联大学术自由，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课程，但联大考试严格，一年级学生学习成绩一半以上课程不及格者就要被勒令退学。老师不仅要求学生精读教科书，还要列出许多参考书让学生阅读，考试题目从中出题。如此促成了联大学生学习勤奋、爱泡图书馆的习惯。每天早晨7点，图书馆门口就站满了一大堆等待到图书馆看书的学生。为了争抢座位，竟然发生了几个老生把一个新生扔到了草坪上的故事。因为抢不到座位，宿舍光线又暗，不少学生就带上笔记和书籍来到联大附近的茶馆，一边读书一边讨论，“常常是茶泡得一点颜色都没有了还不肯离去”。

    “据说，因为抢借参考书或过期不还书而被记过的学生，占了受校纪处分者的大多数。”龙美光说：“这种现象，在中外教育史上恐怕难得一见。”　　

    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西南联大图书馆每天开放14个小时，一周开放98个小时，星期天和假期也照常开放，学生们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图书馆度过。

    据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南联大学子杨振宁先生回忆：“图书馆的窗是没有玻璃的，每当刮风时，我们必须拿一样东西把书本压住。”

    事实上，抗战中的联大图书馆，不仅面临着风雨的侵蚀，更面临着炮弹的威胁。

    为了逃避日机的轰炸和保管好图书，除必要的参考书外，大部分图书都藏于乡间。图书馆还赶制了200只木箱，以备不时之需。当时昆明几乎天天都在放警报，空袭警报一响，馆员们就携带着重要图书和同学们到山沟里隐蔽，警报解除后一小时，图书馆就立即开放，学生们继续读书。

    1941年8月14日中午，日寇27架轰炸机，以西南联大图书馆为目标进行轰炸，致使图书馆损失巨大。但轰炸后仅一个月图书室就修复开放。“联大图书馆人的镇定自如和积极向上，彰显了他们不朽的爱国精神。”王顺英说。

    上世纪40年代初，林语堂曾在他的演讲中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这里面，联大图书馆功不可没。

    在数字化时代谋求发展

    “遗憾的是，近年来，有关西南联大的校史、回忆录、以及名目繁多的研究论文中，对西南联大图书馆的研究几乎无人涉足。这与它在当时学校中的地位远远不相匹配，也与今天的图书馆建设相脱节。”王顺英说。

    2005年1月，在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杨德华及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建立了“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成为了国内唯一专事收藏西南联大文献的图书室。

    特藏室收集了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北归时留下的盖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印章的部分典籍:中文图书约4280册、西文图书约2086册、线装书38种、报纸12种、期刊14种。

    在特藏室的收藏中，有杨振宁之父杨武之先生签名的借书卡；有盖有联大藏书章的《列宁选集》及一大批进步书籍；有民国元老李根源先生亲笔题写“赠给联大”的图书；有联大中文系罗庸教授《鸭池十讲》的海内孤本，以及亲笔题名的珍贵拓片7副。还有“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罕见图书章，以及联大蒙自分校、叙永分校的图书。

    “‘西南联大特藏室’的建立，抢救和保存了联大留下的珍贵遗产，构建了新的研究平台，推动了全国的联大学术研究。”龙美光说，与现在各地图书馆的藏书量相比，西南联大图书馆的藏书不能算是丰富。但过去的读者能够在图书馆里找到他们需要的许多资料，而我们今天走进那些藏书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册的图书馆泡上一天，往往也是收获寥寥。图书馆藏书固然应该求多，更应求精，精而多，才是永续发展的泉源。

    “研究西南联大图书馆，对促进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新发展有很多现实作用。”他说。

    王顺英认为，在数字化图书馆发展的今天，图书馆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失。随着时代的发展，馆舍在变、借阅方式在变、管理手段在变，但图书馆的灵魂内质不应该变。

    “西南联大已经渐行渐远，但西南联大图书馆的精神却可以历久弥新。”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