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被达菲尔了

    我是不喜欢乘火车旅行的。

    小时候，和不少北京小孩一样，人生第一次出京旅游是去北戴河海边。在我残存而模糊的记忆中，这应该是父亲单位组织的一次暑期活动，交通工具是火车。1980年代中期，从北京到北戴河有班双层火车，双层火车当年似乎都是旅游专线，要比别的车高级些。可当年的火车好慢，不知磨蹭了多久才到达目的地，连不知疲倦的小孩都坐到烦。可当年的火车好脏，座椅都腻腻的，角落里藏着积年的尘垢，乘务员的墩布在车厢擦出一道道痕迹。可当年的火车好热，没有空调的车厢和超员的乘客散发着热浪，让人昏昏欲睡。此后，又多次去北戴河，所不同的都是坐汽车，虽然当年道路不畅，车辆也欠平稳，但还是觉得比火车舒服得多。

    中学时候，随夏令营去西安玩，火车往返。回来时正赶上大学生放假，所有人只买到两张卧铺票。4个年岁小些的孩子，占据了两张卧铺。作为比较大的孩子，只有站着的份儿。西安到北京将近20个小时车程，火车晚上开第二天过午才到北京。想铺一张报纸在车厢过道坐，但人实在太多，连铺报纸的地方也没有，只能靠在箱子上忍着。多亏有几位好心的大学生，时不常把座位让给我坐一会儿，总算没有全程站着。

    上大学在南方，坐火车成了常事，30多个小时的火车，每年往返两趟。能买到卧铺算是解脱了，买不到就要做足准备。首先，这三十几个小时不能吃固体食物，最好吃流食，几罐八宝粥加几罐啤酒，是我的标配。原因是，火车刚开时，厕所里也站满了人，开到二十几个小时的时候，厕所里脏得待不了人，所以怎样尽量少在厕所停留成了关键。其余腻腻的车座和陈年积垢更不在话下。

    这些经验让我对火车一直缺乏好感，直到动车普及，方便、快捷、卫生，逐渐改变了我对火车的印象。我可能代表一类人，对交通工具追求的是速度和舒适度。自然也有一批人是绿皮车爱好者，以乘坐绿皮车为乐。我也见过这样的朋友，选择最慢的车，甚至不考虑终点，追求的是在车上哐当的感觉，与现代快节奏生活脱离的快感，据说这叫做情怀。我是没情怀的人，实在难于理解火车带来的乐趣，因而一直想找本写乘火车旅行的书来补一补。

    《火车大巴扎——横贯欧亚的火车之旅》，我是冲着这个名字买的。看书前我不知道保罗·索鲁是谁，写过什么，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上网查，才知道这位索鲁在旅行文学圈是位著名人物，1963年大学毕业便投身旅行事业，写了许多有关旅行的作品，获了许多奖。他似乎特别偏爱火车，曾经乘火车周游了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

    《火车大巴扎》，写了索鲁用4个月时间乘火车穿越欧亚大陆的经历，他把能选择的火车种类都选到了，对于热爱火车的人士，这本书称得上是不错的旅行指南。只是这书是1970年代出版的，不知道这些线路是否还存在。

    索鲁乘坐的火车有的知名、有的无名，有的快、有的慢，30趟火车成了书中30个段落。伴随着车轮的哐当声，索鲁从伦敦至巴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白沙瓦、孟买、仰光、曼谷、京都、莫斯科，最终回到伦敦。

    看过《火车大巴扎》，知道了达菲尔这个人，只是在索鲁的旅程中他被动词化了。当索鲁从英国开始他的行程，排队上车站在他前面的就是这位达菲尔先生。这个瘦小、古怪、拘谨、衣着简朴的老头，扛着用绳子随意打包的松散行李，怎么看也不像是远行者。在东方快车上，他住在索鲁包厢的上铺。他和索鲁的目的地一样——伊斯坦布尔。索鲁试图询问他去伊斯坦布尔的目的，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又试图询问他的职业，顾左右而言他。

    东方快车一点点延展着它的旅程，形形色色的旅客陆续加入进来。所不便的是没有餐车，乘客们到站后需要下车买吃的。而一些喜欢饮酒的客人则要冲下去买几瓶，满足旅途中的欲望。

    当车行进到意大利多莫多索拉时，索鲁、达菲尔和另一位乘客莫尔斯沃思去站台买吃的。火车将要启动，索鲁先回到车上。达菲尔对莫尔斯沃思说你东西多先上，我1929年就开始坐这趟车，我可以赶上。最终达菲尔没能登上火车，也没能乘坐下一班车或者出租车赶到米兰和索鲁他们会合。达菲尔老头被扔在了意大利。不要被达菲尔了，也成了误车的代名词。

    喜欢毒舌的读者，一定爱看索鲁的书。索鲁的语言刻薄、嘲弄、调侃。在他眼里似乎没有什么是美好的，达菲尔不美好，火车上的食物不美好，威尼斯的风景不美好，“潟湖上漂着闪亮的油膜，就像被意大利画家卡纳莱托绝望地修饰过，水面上还浮着将近一米宽的垃圾……白骨色的泡沫被风吹成了小堆，漂在水面上。”随着旅程继续，土耳其侍者不美好、泰国人不美好、日本人也不美好。

    这么多不美好，为什么还要出来旅行呢，难道旅行不是放松心情吗。在书的开头，索鲁说：“我认为，旅行半是逃离，半是追寻……”如此不美好，他又在追寻什么，逃离什么呢？难道在家待着只能更不美好？

    “火车的汽笛声仿佛有种魔力……在火车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也许虽然不美好，但不想错过可能，可能在旅行中发生的不可知的一切，这才是索鲁旅行的目的。而索鲁把达菲尔的故事放在书的最前面，似乎是个隐喻。1929年的达菲尔赶上了车，当他变得老派古板，缺乏对不可知的兴趣时，便被快车抛弃了。或许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可能比放松、美景更能成为最好的选择踏上旅途的理由，更比探寻坐火车是否有趣来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