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古桥

    导读

    婺源有许多古桥，志书上可考的就有450多座，至今保存完好的仍有350多座，它们构成了婺源独特的历史风采与文化魅力。从横木为桥的“板凳桥”出现，我们就感受到了婺源的村庄文明，从曹公桥、中书桥、考水廊桥、四封桥和彩虹桥等古桥上走过，我们还能感受到桥上弥漫着的人生况味与乡村愿景……如果我们把婺源1000多年来的古桥连接起来，就能编著出一部婺源的乡村史。

    板凳桥：村庄的流年碎片

    河流的理想在远方，桥诞生在去远方的路上。

    桥，有着双重的压力，既承载着路，亦承受着水。只有在有水有路的地方，我们才能找到桥的身影，抑或通过桥残缺的局部去还原桥的本真。在江西婺源，我顺着乡村河边的一座座或熟悉或陌生的古桥行走，试图透过水面上的桥影，漾开婺源的乡土民俗，洇出婺源人的社会生活，甚至与乡村千年的文化路径进行连缀。

    像嵌入婺源村庄的土地庙一样，木桥也是属于婺源乡野村庄的。对木桥的叫法，婺源人因形而名，简单、直接，大多叫板凳桥，也有称人字桥。这样的叫法，贴近生活，更贴近人的本身。在这样的桥上，我们仿佛看到了婺源人古老时代生活的开始。在婺源以梁桥、拱桥、浮桥、吊桥构成的桥梁类型序列里，板凳桥是原始而简便的，从最早跨越障碍横木为桥的独木桥，到后来演进发展的木板桥，其材质从杂木到杉木，再到枞木（松木）为桥脚杉木为桥面，都是木桥质朴的写真。从横木为桥的那刻起，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村庄最初的文明。婺源的河流，不仅孕育了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家，河流的桥上，还走过了李白、黄庭坚、苏东坡、何执中、宗泽、岳飞等一批声名显赫的访客……

    板凳桥的前身是一棵棵长在山上的树。倘若木的本色透着葱郁茂密的森林，而木的纹理却叠映着时光之轮。在中国的乡村版图上，联结着皖、浙、赣边地的婺源，不仅出产绿茶、砚石，还盛产木材。“婺、祁山多田少，乡民栽杉木为林，以供赋税，三四十年一伐”。而有些山民“养生送死，尽在其中”。（《大清一统志》）

    桥的渊源是河流。在饶河的水系里，在乐安河的上游，段莘水、古坦水、武溪水、江湾水、浙源水、潋溪水、高砂水、横槎水、赋春水、长溪水、镇头水呈脉状分布，曲折、迂回、蜿蜒，而古坦水与段莘水则在武口汇合，形成了婺源的干流——星江，全县河流总长度有516公里，流域面积2621平方公里。在潺潺的水声里，桥在不同的年代与河流呼应着。一个在商代以前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的婺源山区，其原住民是山越族。后来，随着中国历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的3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外来氏族部落成员不断迁入，这片峰峦叠嶂、河流密布的地方，成了中原士族避乱归隐之地。百转千回，彼此相融，婺源人沿河而居，河盈润着婺源人的生活，桥丰富着村庄两岸的风采。

    “桥山”这个词语，在汉语中是专指地名的，而在婺源，却特指个人或合众出资购买蓄木搭桥，抑或养木修桥的山地。相对于桥山，“桥会”与“桥屋”同样是婺源民间生发的词语，像村民的言行举止一样朴实。桥会是类似于建桥修桥的民间组织，桥会中设有桥户，隶属桥户的佃仆称为桥仆，由桥仆负责木桥的搭建和桥山的管护，而桥屋呢，却是放置建桥修桥材料的仓库了。在下溪头，还有一个以“桥木林”命名的山谷，这片林地生长的木材，原先都是供下溪头村、岭背村修建板凳桥所用。除了修建板凳桥之外，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进入桥木林砍伐树木。

    在思口镇赵村，70多岁的赵大爷有着多年搭桥经验，说起搭桥如数家珍：板凳桥是由桥脚、桁枋、桥板巧妙组成的。桥板一般由5至6根刨平的杉木并排拼成，杉木与杉木之间有木楔连接。桥脚和桁枋起木桥的支撑稳固作用，桥板就是桥面，篾缆或铁链将一板板的桥板串联起来，并固定在桥头的石桩上。

    当板凳桥跨越村庄两岸，桥的参照物是山水，从板凳桥的两头，到桥的中间，有一条微微拱起的弧线，简朴、大方，一节一节的，极具村庄的尺度感。

    曹公桥：写在桥上的村史

    宽阔、舒展、流畅、清澈，构成了永川河的关键词。这样的河，是能让人刹那间记住的。只有这样的河，才能与汪口古埠形成对应。

    在1100多年前，家住永川河上游的晓鳙人曹仲泽，当他沿着河岸顺流而下，步行几十里，第一次到达这里时，汪口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原生，纯净，宁静，以及山川河流的形胜，宛如一种对应中的期待，包围了整个身心，让他有了异样的举动。曹仲泽冥冥之中在这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他为自己的先人选了一块长眠之地。于是，晓鳙与汪口的山间小径开始联结起来，有了曹家人的走动。倘若没有曹仲泽，没有永川河边的那条水坑（婺源人的口语习惯，称溪为坑），就没有婺源现存最早的石拱桥。汪口的土地，系着晓鳙曹家一脉，曹氏家谱上的墨晕从这里洇漫开来。“唐龙纪六年（889），曹仲泽为方便家人扫墓，专造此桥。”（《婺源县志》）石拱桥建成后，也没起名字，桥是曹仲泽建的，曹家后人就称为“曹公桥”。曹公桥叫起来有些江湖霸气，其实，这样的叫法并不新奇，古时许多公共建筑起名字，就以人姓氏或名字称谓。曹仲泽能为方便家人扫墓，不恤工本，专门建造石桥，不难想象曹家家境的富庶程度。在他建桥的初衷里，寄希望于曹氏家族忠孝之风世代承传。在晓鳙，曹家是一个大家族，附近的栗木坑、篁岭等村，居住的都是曹姓人家。没有人去记述一个人的谢幕与消隐，没有人去记述清明节曹氏家族从曹公桥去祖坟扫墓的规模，更没有人去记述坟前祭奠的香火，但血浓于水，有人从中继承了家族的和睦与崇祖尚宗的传统，以及传统乡村社会一如桥基的稳定。不正是因为有了崇祖尚宗的传统，我们文明的香火才会绵延不绝么？！

    在那遥远的年月，在永川河边，曹公桥是历史的，写实的，更是实用的。如果状物写形，曹公桥只有一拱，横跨水坑之上，像一个卧倒了的括号，自然、妥帖。水坑的水从西向东流，注入环村而淌的永川河，曹公桥处在汪口下街口，平行于环河而立的向山。从桥基桥台的设置说明，当年建桥时水坑的水流量并不小，沿着地势且有奔泻之势。曹公桥的前方，便是西坑渡。在西坑渡的边上，还有一块嘉庆年间立的“养生桥渡田碑”。碑是200多年前刻的，青石上的碑文有些字和句都己残缺，但依稀还能读出“西坑桥渡往来……俞清达、俞肇元、俞景祥……大坞三亩段，右田捌号业义生桥……嘉庆三年岁次戊午仲春月立”等字迹。碑文的大意是：村中俞清达等人捐出大坞等地水田若干亩给桥会管理，所有的田租收入全部用于西坑桥渡（西关桥）的费用。他们这样的一分公益心，有着自己的道德与信念，是构成乡村传统与和谐发展的基础……现在去汪口看到的曹公桥，桥身是曹仲泽的后人曹珏、曹俊、曹鸣远等“以承祖志”，或捐资，抑或是动员族人多次修复的，桥身被青苔覆盖着，石缝里长满了石苇、荆棘、茅草，还有爬山虎。曹公桥宽约二米，长约4米，桥面只有两张乒乓球桌拼起来那么大，石栏杆是新修的，桥身青石上刻的桥名，从字体、刻痕看，都显然是后人修桥时加上去的……曹仲泽能识汪口一方风水，有识之士当然也不会错过。曹公桥建成110年后，随着朝议大夫俞杲的入迁，曹公桥附近先后有了水碓，有了西风亭，也就有了村庄的气息。

    曹仲泽绝对不会想到，他为祖先选择的长眠之地——汪口，后来竟成了徽州两大水埠码头之一（另一处为歙县渔梁码头），18条巷道连着18个河埠，从这里开始，徽商可以通往饶州、九江，甚至荆楚……裕丰、悦来、宏大、兆记、德通、益泰、同茂、立和等商行店铺，以及裕馥隆、怡生蔚、发芬源、裕盛悦、裕泰祥等80多家茶号，沿着水路、陆路，还有板凳桥、拱桥上的路线，人或是货物，都从四面八方朝这里奔来，集结在汪口街上，给明清时期的汪口罩上一层层繁荣的光泽。汪口，成了一方富庶的“千烟”之地。曹公桥依然有络绎不绝的人在行走，而曹家的祖坟已风化成黄土，在土地中消融了。曾经的坟地上，百草葳蕤，杂木丛生，一片葱郁。

    中书桥：“婺东第一村”的荣耀

    那些桥的身影倒映在水面上，漂移、弯曲、易碎，从成形到消失，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只要水面平静了，复原得也快。水面上的桥影，仿佛陷于一种荒诞的流浪，每天都在水面上消失，抑或重生。这些，只是一种假象，水在流淌，而桥不会随波逐流。

    与一条清溪相随而生的李坑村，呈Y字型，小桥、流水、人家。沿溪白墙黛瓦的房屋，俨如一组放大了的老照片，从中还能看到“婺东第一村”的影子。或木、或砖、或石的桥，匀称地分布在清溪之上，连通了两岸临溪的街巷，直抵村庄历史的纵深……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唐朝宗室、曾任从五品朝散大夫、殿中御史的隐士——李洞（字文瀚），始迁李坑建村。李姓远祖在帝尧为部落首领时曾任大理（管刑法的官员），故以职位为姓而成“理”，至于李姓，应是衍变而来的吧。“占得从田之签，以严治家”。李洞建村时数典不忘祖，就取村名为“理田”。人们渐渐就以李姓居住在小溪两岸为习惯叫法，理田改称李坑，那都是后来的事了。于是，李坑就成了婺源李姓聚居的村落。

    李坑村口的溪上，原先有一座板凳桥，但每年都经不住洪水的冲毁。建村9年后，村中一位叫李侃的读书人中了进士，并官至中书科舍人，封尚书左丞。他衣锦还乡的时候，看到村口的状况，看到过往行人的不便，就出资建造了一座砖拱桥。读书入仕的李侃，有了积蓄没有购田建屋置业，而是造桥便利于民，村里人感念他的恩德，就有了“中书桥”的名字。李侃建桥，无法用积蓄比例去计算，但他建桥带来的荣光，是购田建屋置业可比的吗？中书桥的名字，在村人感恩的同时，又激励了李坑多少后人呢？此后，李坑村出了19位进士，并留有著作29部……近千年过去了，青砖卷砌的中书桥在时光的剥蚀下，依然横跨于李坑村口的清溪之上。中书桥单拱，桥长约4米，宽2.5米左右，高有3米。许是出于对桥的爱护，后人在桥上建了桥亭。木柱、木椽、鳞瓦的桥亭，与古桥、清溪、水田、古樟、山峦、牌楼、文昌阁一起，组成了李坑村口的景象。

    像一朵层层包裹的花蕾，剥开花瓣才能看见花芯。在李坑这样的村庄，只要你有足够的时间与耐心去走访与观察，就会发现村庄的规划布局中藏有鲜为人知的故事。李坑的村口能够拥有如此景象，沿着青石板的小路往里走，就有一座石拱的彩虹桥可以与中书桥相媲美，并与之形成“双桥叠锁”。与中书桥迥异的是，这座桥不是专供行人走的，而是一座地道的风水桥。如果说，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风水学的核心思想，那么，李坑人李景溪在有局限性的村庄里，用建桥筑堨的方式弥补了村庄的不足。而建彩虹桥与中书桥形成“双桥叠锁”，实际上是利用建桥筑堰聚水蓄水，便利于村民耕种生活，充分利用了水口有限的空间。倘若，人们懂得通过顺应自然规律，优化自然环境来改善提高人生和社会，是风水的基本理念，就不会对风水产生误会了吧？

    李坑人对建桥是情有独钟的，全村所有的板凳桥、砖桥、石桥连接起来，可能都抵得上村庄溪流的长度了。通济桥青石卷砌，处于村中两条溪流汇合的地方。如果把“⊥”字符放倒，正好嵌合在村中的位置。通济桥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所呈现的意象却是民间的智慧：从村庄南边流来的溪水被称为“公龙”，而东边流来的溪水则被称为“母龙”，双龙汇聚，就有了双龙戏珠之意。龙有了，那珠子在哪呢？拱桥半圆，倒影半圆，桥与桥影合在一起，就成了双龙戏珠的“珠”了。

    考水廊桥:藏在书声里的隐秘

    琅琅的书声随着植物的气息铺展，如水般回荡在槃水河的臂湾里，考水村便神秘地出现在山峦绵延的深处。历史的烟云飘忽、虚幻，再长的镜头也无法呈现1100多年的历史，而从维新桥、迎恩桥、四封桥等廊桥上走出的读书人，还有明经书院传出的诵读声，却成了考水村文化记忆的珍藏。

    婺源的村落水口，古时候都被人们看成关系到村庄人丁财富兴衰、聚散的场地，讲究“天门地户”，村门“天门”（来水方向）要打得开，村口“地户”（去水方向）要闭得紧。考水村水口有“龟蛇把谷口”的说法，就是村庄有龟山蛇山对峙，自然而然地成为村落的咽喉。考水村为了扼住关口，增加锁钥气势，除了在左右对峙的龟山蛇山种植树木，在溪流上还要建桥造阁，使水口关锁严密，藏风聚气。

    “桥亭典雅疑别墅，寮阁峥嵘掩村扉”“群山脉脉拱村廊，秀水源源汇考川”。维新桥就以这样的景象出现在考水村村口。维新桥的始建年月已经不祥，但重建的时间是大清康熙十七年（1668），两边满月形的桥门额上分别题有桥名。靠近山边的桥门墙上，镶嵌着一块“维新桥碑记”，碑文除刻有胡市清、胡景章等人的捐助银两数额外，还刻有“大清康熙戍午岁次桂月立”等字样。

    考水村的前人建桥取“维新”之意，是期愿村中的后人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以新的面貌光宗耀祖。考水村的后人无疑做到了。而迎恩桥的始建年月也无从考证了。相传，迎恩桥是迎接皇帝圣旨的地方，宫中派人前来传圣旨，村中的官员都要到此跪拜迎候。凭我的主观臆断，迎恩桥前皇恩浩荡，最初的桥身不仅有庄重之感，还会比现存的高耸、阔大、气派……与维新桥、迎恩桥连在一起的，是考水村人胡淀。至大三年（1310）的一天，胡淀为纪念始祖明经进士胡昌翼，创建明经书院的想法就是在维新桥决定的。他在维新桥上的决定，为考水村历史上的辉煌埋下了绝妙经典的伏笔。明经书院落成之后，四方慕名前来求学的学子络绎不绝。一时“四方学者云集”“历数年，学者至盈千人”。历史上的明经书院占地有250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大成殿、会讲堂、书斋、塾堂等，不仅能供胡氏子弟读书，也可以满足附近学子求学。明经书院的创建者胡淀与胞弟胡澄，还分别捐田300亩与60亩，全部用于兴办义学。书院规定，家族子弟不论贫富，士人不论远近，都可以到明经书院读书求学，书院还提供膳食与住宿……考水村在历史上除胡昌翼于唐同光三年（925）荣登“明经科”进士第外，根据民国庚申《婺源县志·科第》统计，自北宋熙宁至元代至正的200多年里，考水村有16人登进士第，著述于世者达20人，成了名副其实的文人圣地。

    考水村的桥与文化记忆，总是在相延的衔接中让人不期而遇。“四封桥”（亦称四姑桥）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古时候，考水村因型制宜，按八卦形状布局建设，成为一方风水、人文旺地，鼎盛时期是千烟之村，村里无论男女，都崇尚读书。槃水河对岸有4位姑娘，常年要过河到精舍学堂读书，村民过往也非常不便，她们一合计，就出资建了一座石拱桥。在那个年代，4位姑娘在槃水河上的举动，肯定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只是没人记述罢了。4位姑娘的开明举动，赢得了村民的赞许，人们将她们出资修建的石拱桥称为“四姑桥”。后来，4位姑娘出嫁后，因夫贵子贤都得到了诰封，所以就称为“四封桥”了。    

    彩虹桥:募化僧人胡济祥与创始理首胡永班的修行

    1770年的正月初一，乾隆皇帝一道谕旨彰显盛世：他为庆祝自己60寿辰，在全国第二次普免地丁钱粮。而在这年的同一天，与北京隔着千里的婺源清华，林坑庵的济祥和尚脱去七衣，换上了赤黄混合色的袈裟，他从双河出发，为建桥走上了一条募化之路。

    天上飘落的鹅毛大雪，无法遮蔽住年的浓烈气息，正当人们都忙碌着过年的时候，有两个人伫立双河边对着木桥比划商议着，似乎周边热闹的景象与他们无关。两人中，一位是济祥和尚，另一位是他的同乡胡永班。自他们商定在双河之上建廊桥开始，两个人的人生命运就发生了改变——一位负责募化资金，一位负责学习建桥技术。除非他们自己，没人知道最先蹦出这个想法的是谁。总之，两人觉得有缘，一拍即合。

    济祥和尚进林坑庵，削发为僧，实际上就找到了一种人生的归宿，他完全可以日复一日地在林坑庵里敲着木鱼诵经，吃斋念佛，但他面对双河上人们过往的不便，还是选择了募化建桥，选择了路上的修行……乾隆皇帝用3年减租降税，而济祥和尚却用5年募化建桥。民间这样的事，似乎与康乾盛世离得很远。没有人去估量与计算这座长140米、宽3米、四墩五孔的彩虹桥，究竟花费了多少银两，而济祥和尚在募化路上又走了多少路程，这一切，至今也是个未知数。

    清华人胡永班住在双河边，他在街上做点小商小贩的生意，每天早出晚归。在双河上建一座石桥，是埋在胡永班心里的一颗种子，在他与济祥和尚的共同发酵下开始生根、发芽。济祥和尚负责募化建桥资金，他也舍弃了自己的生意，背井离乡学习建桥技术。对于胡永班与彩虹桥，《清华东园胡氏勳贤总谱》卷之四《东园派二十五世祖永班公像》留下了这样的记述：“本里彩虹桥始仅木桥，溪暴涨辄坏。班家桥侧，幼贫，负贩供亲。尝出暮归，桥崩不得渡，誓易木以石。每霜雪板滑，为行者病夜披衣起躬扫除，如是者二十六载。既果，协建石桥，桥圯复协修比成疾作，籍赢余手致之同事，曰：‘吾志毕矣。’遂没。”

    一个做小生意的人，转行向附近花园村的石匠师傅学手艺，凭的就是倔强与锲而不舍。胡永班骨子里的刻苦与钻劲，赢得了师父与同行的赞许。从彩虹桥定线、固桩、清基，到桥墩、桥台、桥面的施工，胡永班能够自己做的，都身体力行，亲力亲为，终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临终前，他拉着济祥和尚的手说：“我的心愿总算完成了，死而无憾。”胡永班辞世时，没有半点痛苦的神情，脸上嘴角上还含着一丝笑意。或许，写在胡氏总谱《东园派二十五世祖永班公像》上的那段文字，就是对胡永班一生最好的悼词。

    一个经历过太多沧桑和生命体验的人，他的泪腺已趋于干涸。然而，胡永班的辞世，济祥和尚还是失声恸哭，泪如雨下。他长久地站在彩虹桥前，面对流淌的河水，内心在为胡永班超度。他清澈的双眼，充满了睿智与忧伤……

    后人为了世代铭记他们的功德，设神龛树神像以志纪念。在彩虹桥廊亭的神龛内，供有3个神像：中间供奉着中国古代治水有功的夏禹，而随禹王左右的两位便是建彩虹桥的“募化僧人胡济祥”和“创始理首胡永班”。

    旷野芜桥：湮灭或即将湮灭的桥影

    在婺源乡村的词典里，桥不仅是通行的工具，亦是婺源人智慧和力量的体现。桥，曾在不同的年代，经久地丰富延伸着婺源人的情感和想象。在强大的时间面前，旷野中的桥，河床，甚至水都在变化，再坚硬的石头也抵不住时间的消融。何况，还有自然的灾害与人为的因素呢。每一次，我行走在婺源乡村的路上，一直想在消隐或残缺的桥上，找到一个桥与乡村的契合点，而这些，都成了村庄最后的怀想。

    婺源古桥很多，全县有志书可考的古桥就有450多座，至今保存完好的仍有350多座。然而，这样的存量，随着时间的吞噬在逐渐减少。古桥，是与山峦、河流、阡陌、树木、稻田，甚至村庄的环境相匹配的，不显山不露水，互相呼应，而改变或失去了这样的环境，古桥只有在荒草的覆盖下，等待孤寂地终老。

    “鹤溪桥，元泰定中，词川王德全建。”

    “古坑桥，天顺间汪梧率族重建。子炯建亭于上。”

    “里仁桥，蕉源，上有文昌阁，吴文熙建。”

    “鼓楼桥，高沧王氏建。”

    “禧龄桥，樟木铺。儒林郎汪逢秩妻程氏建。”

    “乐成桥，对镜岭脚。邑候郑国宝捐俸倡建。”

    “积善桥，在高砂下市。胡积善居士汉衍建。”

    “竹林桥，在竹林头。元儒程復心建。明弘治，中云兴寺僧社保重建，并建亭。”

    “赤朱桥，朱村阳春方福镇建。朱晚保重修。上建亭三间。”

    “湧溪桥，赋春里人吴季经建。明成化中，裔孙沂流重建。”

    “高道桥，明张果啟兄弟建。后圮。雍正三年，照湧、道生二僧募化重建。”

    “登仕桥，贡生洪大鼎建。煮茗，遭回禄后，胡细保施茗数年，至咸丰庚申，福田张源坡输田五亩零，为永远计。”

    “宏济桥，又名嘉善桥，在湖山，为赴郡通衢要道。康熙年间，由江涛等众村民建。乾隆年间，大水冲毁，又合力重建。同治年间又坍塌，村民再次捐资建造。”

    ……

    这些，都是录于民国版《婺源县志·津梁》中的简短文字，那些年月，虽然像梦一样遥远神秘，但是，仿佛让我看到了一个个朴素、善良、真实的身影。族长、村民、妇女、官员、僧人、居士、书生，一个个都是能够引发我想象的建桥人，我无法一个个为他们描绘肖像：他们不仅是实干家，还是村庄接地气的抒情者；他们生活在遥远的过去，但他们建的桥却留在了当下——如果把他们的个人史串起来，便是一部婺源的乡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