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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为期3天的2015“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YICGG 2015）暨“全球治理创新青年峰会”在意大利米兰世博会的中国企业联合馆举行。这个大赛由复旦大学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发起举办，今年有来自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的47名海外青年代表，以及国内9所知名高校的11名青年（其中8名为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代表），以及10名学生观察员组成世界团队参与现场比赛和展示。
一个月后，复旦大学的3名本科毕业生也将展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习工作，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留学基金委派实习生。
“对于青年人来说，一是要认识到全球治理是他们的责任所在，二是他们有能力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全球治理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是涉及到每个个人的选择，如保护我们周围的环境，如采取节能的生活方式，如以个人的能力去参与国内外的扶贫，都是我们每一个青年人有能力去做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说。
“能真正发挥一点作用的地方”
2015年4月的一个下午，即将大学毕业的巩辰卓在等地铁，他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那是上海的10号线四平路地铁站。列车刚到站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说英文的男声，“一听就是好事情”，他刚刚踏进车门的脚又匆匆忙忙地收了回来。
电话那头的声音告诉他，他通过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国际组织实习项目面试，成为这个项目选送的第一批中国实习生。
9月，巩辰卓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坦桑尼亚办事处实习10个月。和他一起通过面试的，还有他的同班同学，今年毕业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生范衍和沈怡婷。
巩辰卓还记得面试是在去年的11月底，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近20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坐满了两个阶梯教室，而最终入选的只有21人。
“我对那边有一点感情，还是蛮想回去看看的”，巩辰卓说。
这“一点感情”产生于2013年7月，巩辰卓在坦桑尼亚的姆万扎支教，刚下飞机他就吓了一跳，这座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的机场“跟国内小县城的公交车站”差不多，行李没有传送带，直接放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里，乘客自己拿着走人。
这座城市只有一座超过15层的高楼，教室里没有电子设备，80个孩子用10本教材，老师讲课就凭一只粉笔一张嘴。当地没有足球，孩子们常常光着脚在满是尘土的地上踢纸糊的足球，巩辰卓带了一个足球过去和孩子们一起踢，开始还会有人传球给他，后面就变成了上百个光头皮肤黝黑的孩子们——男孩穿着衬衫，女孩穿着裙子——在荒草地上围着一颗小小的足球奔跑。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他说。
当地经济和基础教育的落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想回到这里。这是全球治理的重点区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入资源最多的地方，也是“自己能够真正发挥一点作用的地方。”
和巩辰卓相似，范衍将赴德国汉堡实习，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协会的项目。这也并非他第一次去德国。
范衍上高二的时候，就在汉堡附近的小镇交流学习一年。整个学校只有他一个中国人，第一节德语课下课的时候，一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问他：“我可以摸摸你吗？我从来没有摸过中国人。”
范衍愕然了几秒，笑了，说“那你就摸吧”。
“原来这里的人真的这么不了解中国人。”那一年正好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欧洲媒体就会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报道，中国人看了肯定觉得是开玩笑，可是他们真的会相信。”范衍说。他经常被同学们问道“中国人是不是都吃狗肉”，每次他会不厌其烦地跟别人解释，中国是有地方有吃狗肉的习惯，但只占很小一部分。对范衍来说，那时候就有一个小小的种子埋在了心里，“比起我们夸夸其谈说全球治理，我更加推崇从小的地方开始做实在的事情。交流的时候告诉别人事实，就是消除了一点误解。这也是跨文化交流，是你对世界发展出的一点点力。”
于人之思想，构筑和平
去年夏天，范衍参加了2014年YICGG大赛，那一年的主题正是跨文化交流。
“我们觉得跨文化交流要和一个具体的东西结合起来”。范衍和队员们想到的结合点是医药，“中国有中医，印度有草药和冥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医疗理念，这就是很好的跨文化交流载体”。
范衍和团队成员经常在学校附近的墨西哥餐厅讨论，一边吃卷饼沙拉一边讨论项目设计，“我们很容易就聊岔了”，范衍笑着说。聊着聊着，这群年轻人的话题就到了怎么样世界会变得更好，我们每个人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
范衍知道，他们做头脑风暴的同时，国外一群年纪相仿的青年也在为同样一个议题头脑风暴，“我们教育、成长背景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为同一个议题思考，我觉得这是更大范围的头脑风暴，就是跨文化交流，我觉得很棒。”范衍说。
范衍在高中时去德国交流的项目组织者是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AFS的前身是一战时期美国战地服务团，资助学生跨国进修的第一笔钱来自变卖战争中的救护车。他很认同这个组织的宗旨——通过人和人面对面的交流，消除隔阂，从而消除战争。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你很容易觉得战争和平是国家的行为，顶多你要上场打仗的时候觉得跟我有关系了，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消除战争是个很棒的点子。”范衍说。
2014年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也引用了大楼前石碑上镌刻的那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中国要为自己发声”
7月的最后一周，沈怡婷处理了850多份申请表，最晚的一天加班到了八点半。这些申请表来自世界各地，属于联合国YPP（青年专业人员计划）项目。
沈怡婷每天在总部的餐厅里吃饭，都会看到不同肤色的人。她办公室的同事来自法国、意大利、菲律宾，但让沈怡婷遗憾的是，“在总部工作的中国人还是很少的”。
实际上，按照联合国会费比例计算，去年中国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分配名额在150至160人，而实际使用仅为70人左右，而自行投递简历成为联合国公务员的中国人，很大一部分从事了翻译工作。
所以沈怡婷很看重YPP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可以让（中国）一些青年专家过去工作”。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国家也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意味着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去。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中国政府的努力之外，我们需要中国青年的积极参与，并发挥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陈志敏说。
陈志敏认为，目前世界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中国青年除了追求个人的职业发展，服务国家建设，也要从全人类的角度思考如何为世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把这个世界带入一个更加向前发展的，和平、繁荣和正义的未来。”
“不能参与，就不能决策”
意大利前总理莱塔（Enrico Letta）应邀出席了YICGG 2015的开幕式，他表示，青年参与全球治理非常重要，“我们不仅需要这种参与，而且需要去鼓励和帮助”。他认为，全球治理往往不具备足够的灵活性，需要使其更具灵活性来迎接青年的参与，目前大多数机会都由大学提供。“大学体系是有力推进青年参与的重要途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大学之间建立国际交流非常重要。”
2015的YICGG大赛以青年与食物安全创新主题，将比赛地点从学校搬到了米兰世博会。作为筹备者和参赛选手的复旦大学2012级国际政治系本科生金忆茗一边紧张地准备着自己的提案，一边设计着去年关于移民教育的优秀提案在世博会的互动展示。
今年他们把往届五个优秀项目以文字、图片、动画、视频、实物等相结合的形式陈列于展厅，向游客展示。他们同时组织参赛选手和组委会成员，穿着YICGG统一T恤来一次馆内快闪活动。
比金忆茗大一届的钱璟也是2015YICGG大赛的参赛者。他曾参与过2013年的大赛，现在还和大赛中的新西兰队友保持着联系。
新西兰队友在农业发展和女性独立方面有许多自己的见解，一年后，钱璟和新西兰队友在上海论坛再次相遇，她邀请钱璟帮自己录制一个采访嘉宾席勒的短视频，采访中问的依旧是女性创业问题。他觉得，一些外国同学对具体领域的议题，有着“长期和专注的投入”，这也是自己所欠缺的。
“我觉得（参与全球治理）需要青年更多的呼吁和宣传”，这一次在米兰，钱璟获得了“最佳选手”的称号。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曾雨艾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性的比赛，这次大赛不仅让她看到了不同文化下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向她展示了同一个问题的多种解决方案。“‘粮食安全’不再是课本上的几行字，而是一群充满奇思妙想的人，通过智慧与行动，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地球。”
范衍很喜欢美国大选常用的一句话“Decisions are made by those who show up（不能参与，就不能决策）”，“你只有参与了，做了，才有发言的资格，才有做决定的资格。”
“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全球治理是一个非常精英的话题，会觉得是国家领导人才会谈这些问题，而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能参与的。”沈怡婷说。
提起参与全球治理对中国青年的意义，陈志敏把它看做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必然途径，“对于生存问题不是全部的新一代中国青年而言，只有去追求更大的抱负，并把这个追求和个人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生活的意义才更为丰富。”
出席YICGG 2015闭幕式的经合组织（OECD）前副秘书长包润石（Richard Boucher）表示，青年人真的开始关注一些目前全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难题是真的具有挑战性的，“如果简单，我们可以很早就会解决不至于存留至今。”
大赛赞助方、复星集团首席执行官梁信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也特别强调了全球公民意识：“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从一开始就有全球公民意识，不应该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想法。你获得的越多，承担的也应该越多，而你承担的责任越多，领导力就越强。”
从更大的方面来看，“全球正处在一个代际更迭的时代，加上互联网，给了年轻人特别好的做事和创业机会。YICCG的意义就在于，它引领年轻人认同全球基本的价值观，并且勇于行动，从身边做起。”梁信军说。
（复旦大学张涵和汤禹成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