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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中国皇帝在一份办学的奏折上用朱笔写了五个小字，中国教育史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该衙门知道。”24岁的光绪皇帝留下的手迹至今清晰。时间是公元1895年10月2日。
中国人举办的第一所大学，将这一天记作自己的诞辰。这份奏折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出生纸”。在此之前，中国大地上仅有少数外国教会大学存在。
此后的120年间，从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它几易其名，数迁校址，穿越三个世纪，目睹两次世界大战。城头王旗变换，那晚清的校园被八国联军占过，被侵华日军劫过，但它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脉源流，从未干涸竭绝。
批准这所大学时，光绪帝正面临帝国的黯淡末日：5个月前，他“顿足流涕”，批准了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那是民族屈辱日，也是“民族觉醒的新起点”。他在紫禁城里学习英语，发布强国诏书，“图自强而弭隐患”，开出的药方包括修铁路、造机器、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
因此，清朝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幕僚、天津海关官员盛宣怀呈上的创办西式学堂的奏折，当即获得御笔批示，并以兵部“四百里加急”的方式快马加鞭发回。
因救国而生，为强国而建，自诞生之日起，天津大学的血脉基因里就植入了家国情怀。
天大的志
今天的学生仍可读到这份发黄的奏折。校方希望他们谨记：入天大的门，要立天大的志。天下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而今日之天大，置身的世界已与当年迥然不同。与面对外侮节节败退、办学经费都无力筹措的120年前相比，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举世瞩目之大国。世界大学之林中，中国的大学原是“后发移植”的小字辈，但日益崭露头角。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认为，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有一批中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天大责无旁贷。
“这只是时间问题，我是有信心的。”他说，与这个国度一起，中国的大学正在经历巨变。
天津大学的招牌学科化学工程，在十余年的历次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蝉联榜首，并已享有国际声誉。墨尔本大学教授大卫·肖克劳斯认为，天大的化工本科教育在世界最好之列，“与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以及墨尔本大学等世界领先的大学处于同一水平”。
肖克劳斯曾是英国化学工程师学会的认证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和2014年，天大化工专业两次通过了该学会的最高级别认证，是两所亚洲高校之一，也是中国的唯一。
英国化学工程师学会的认证分为高低两个级别，该学会2004年首次派代表考察天大，当时愿意直接给出低级别认证。但天大并未接受，而是在随后的几年革新培养方案、重置课程体系，自我开刀动了一台“大手术”。5年后到此评估的专家们刮目相看，给予最高认证，并提出三方面改进建议。
又过了5年，天大化工再度通过论证，这次是“无条件通过”。肖克劳斯称赞，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范例”。
此事是天大“严上加严”的体现。始于北洋大学时期的治学方针——“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沿袭至今。
被称为“文化胚胎”的北洋大学堂出世之时，绵亘千年、形成强大惯性的科举制度仍是学子的风向标。新学堂只有面向香港、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才能挑到合适生源，原定招收本科生30名，起初未能招满。不是无人问津，而是要求极严，宁缺毋滥，香港的千余名报考者中只录取10名。
等到首届学生毕业，30人里只余18人登上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照。
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持有者王宠惠，获得了朝廷颁发的绘有蛟龙出海图样的“钦字第一号”文凭。他14岁入学，189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两年后被公派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为历届学生树立了标杆。
留学期间，王宠惠即追随孙中山的救国之路，日后成为“民国第一法学家”，官至国务总理。二战后，他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宪章》。1907年，他英译的《德国民法典》被视为最佳译本，到20世纪70年代仍是美国的经典教材，从中受益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多次公开向他致敬。
生逢乱世，没能改变这所学府的风气，反而锻造了师生的志气。
冶金学家魏寿昆院士回忆，有一次正在上课，两派军阀开打，“就在北洋宿舍的围墙下面”。一位同学抬头间被误伤，左眼失明。事后学生们跑到外面，看到“死尸满地”。
抗日战争中，北洋校园被日军占领，师生举校西迁，在陕西城固县落脚，与其他几所大学合组西北工学院。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材料学家师昌绪院士当时在此就读，据他回忆，教室设在一处叫“七星寺”的庙宇。同学熬夜点灯读书，长夜漫漫灯光点点，“七星灯火”遂成当地一景。
师昌绪与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院士同住，但二人一个习惯“开夜车”学到凌晨两三点钟，一个喜欢凌晨两三点钟去“开早车”，长期碰不到面。
师昌绪最后一次回到天大，是2012年颁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他语重心长地对当今的学生说：“我们考虑的都是国家的发展。”
化工学家王静康院士1955年考入天大，遇到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张建侯教授，张教授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怀着满腔志向回到新中国。
张建侯事先约法，王静康遵守两个要求方可入他门下：第一，30岁前不能结婚；第二，及格线为70分。王静康同宿舍一同学考了69分，结果“自动退学”。
王静康自那以后不再有寒暑假。同在一个城市的兄长春节结婚，她都未能出席。
她还记得，张建侯任学术期刊编委，很多论文在他手下卡住——他审稿时连参考文献都逐一查阅。反之，经他过目的文稿，令人“有安全感”。
一位学生毕业时透露，自己博士论文里有个错字，被张先生看出来。先生还指出，同一个字在其硕士论文里已错过一回。
王静康的实验记录本，也被导师要求编上页码。实验可以出错，但记录不许撕毁。她写给导师的报告，“逗号写成句号”都不可以。“‘你这句法对吗？’他给我扔过来说。”
时隔半个多世纪，77岁的王静康谈起此事，神色间仍像是在等待教授的本子随时飞来。
与老师一样，她收学生也事先声明，每周只休一天，寒暑假“打折”。
目前，天津大学是唯一保留月考的全国重点大学。新生上午参加开学典礼，下午就要考试，此后每月一次。学校鼓励学生参加社团，但不提倡加入两个以上。
分管教学及招生工作的副校长余建星对此不太敢宣扬。招生时节谈论月考，尤其影响生源。
4年前，天大决定恢复月考，成绩计入科目总成绩。学生起初并不买账，在为此召开的座谈会上，有学生站出来质疑，上了大学，怎么还像中学那样管？余建星记得，从第二学期开始，座谈会上再也无人反对。学生们发现，期末无须突击备考了。
余建星研究过，麻省理工学院每周学习时间达70学时的学生占到86%，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也均超过80%。天大的“试验田”求是学部，经过这番改革，目前能达82.4%。他说，中国大学生的学习投入远不如外国同龄人，是一大弊端，天大力争赶上外国名校的标准。
2015年，首届恢复月考的年级毕业。据余建星介绍，以往每届学生少则几十人、多则两百人退学，本届退学的只有三五个人，不再有人因学习原因退学。
天大的实
余建星相信，天大引以为豪的学风，在历届师生身上传承。30多年前，他的一名老师答错一个问题，课后冒雨骑车从家里赶回教室纠正。
“我们感到很崇敬。这种风气我们传承下来了——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他说。
“实事求是”，2000年前《汉书》里的短语，今日中国耳熟能详的箴言。早在100年前，这所大学就将其定为校训。
1915年前后，28岁的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订立了这一校训。他是北洋本科、哈佛法学博士，二战期间拒做汉奸，抵制“亲善教育”，写下遗书以明志，最终死于日本特务的暗杀。
当世学者考证出天大的创立者盛宣怀，当年也常在重要文件后加盖“实事求是”的印章。
赵天麟治校时期的学生张含英，多年之后成了校长。他在办公室常年悬挂“实事求是”的条幅，上书自己的“三问”：懂么？会么？敢么？
2015年，天津大学启用新校区，中轴线上的一座桥定名“三问桥”。外人往往以为是纪念孔子“三问”，殊不知那是一所名校历史深处的回响。
该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经济学家马寅初，20世纪50年代发表《新人口论》，提出控制人口的呼吁，曾招致有组织的批判。但他表示绝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单枪匹马参加论战。
“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马寅初的倔强，成为这个校园里“实事求是”的一个注脚。
传唱了整整80年的校歌则是另一个注脚。校歌问世于国难当头的1935年，除了称颂“巍巍学府北洋高”，还宣示“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强调“重实验，薄雕虫”。
校歌开始传唱时，北洋的工科研究所开始培养孱弱国家的首批3名工科硕士。针对水患问题的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落成，开创了“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在一架德国飞机的基础上，机械系名教授邓曰谟成功试制出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
在这里任过校长的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此时奉命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改变外国人垄断中国大桥建造的历史。大桥工地，也是北洋学生的实习基地。
然而，那“实地把中华改造”的种种努力很快遭到重创。1937年7月，侵华日军占领天津。37岁的校长李书田5个月前刚刚提出一套宏伟而详尽的规划，要用18年时间，参照世界名校架构，建成一座包含医学院、法学院、文理学院、工学院的综合学府。
当他9年后率领师生回津复校时，被日军占过的校舍，不但所有图书、仪器被洗劫一空，连抽水马桶都消失不见了。
他的规划至今未能完全实现。纵观120年，除了初期的综合性大学设置，多数时期天大都是一所工科性大学。民国初期，它短暂而辉煌的法科被划走，“专办工科”，后来更名“国立北洋工学院”。新中国初期，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天大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到建校90年，它才“基本形成综合性大学的格局”，至今仍为之努力。
第120个年头，天大最重要的动作之一是设立了法学院。法学曾是它最重要的四大学科之一，造就了政治家张太雷以及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首位中国大法官徐谟等人物。
在每一个年代，作为中国最重要、最大的几所工科大学之一，天津大学深刻影响了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比如，它的毕业生孙越崎，被认为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始人之一，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
目前，中国化工业80%以上的精馏塔采用了天大的技术。这里诞生的内燃机高效清洁燃烧新技术，占市场份额70%以上。包括南水北调在内，近5年我国大江大河上建设的70%以上高坝工程，都应用了天大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实时控制成果。
我国精馏分离学科创始人、93岁的余国琮院士在重水分离领域为核工业作出了贡献。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参观他的重水分离实验室时叮嘱他，“有人想卡我们的脖子，要生产出自己的重水，要争一口气。”
在全国唯一的国家工业结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王静康院士对记者摊开一张中国地图：除了西藏，他们的结晶技术应用遍及祖国大陆。
一个案例是，曾经由于结晶技术落后，我国生产的青霉素纯度不足。王静康的团队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国产青霉素得以立足，并占据60%的国际市场份额。
王静康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她被化工学家张远谋教授召回母校，参与一项将青海查尔汗盐湖的盐卤石变成钾盐的系统工程研究。那是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第一个项目——“01号”，由天大承担。
张远谋教授提醒她，要从小试一直做到产业化，因此她不只是做教师，还要做工人，做实验员，要“打破象牙之塔”。
王静康继承了这个传统。承担国家科研项目时，她和同事考虑的是“试车一次成功”。他们28年里承担106项工业结晶项目，无一例外。
当初为了青霉素，她去过一家大药厂7次。药厂起初没有遵照她的设计，她拒绝试车，即便厂方表示“坏了算我的”。
天大的根
天大化工学院院长马新宾对记者说，该院在精馏、结晶、生物乙醇、合成生物学、高能燃料、煤化工领域都有突出贡献，但外界所知不多。
他打了个比方，天大人也许做到120分，但只会说到100分。天大人的朴实、低调甚至“内向”，是长期的文化氛围形成的。此举有利有弊，弊端在于——“我们不是很好的推销员”。
日军兵临城下时，曾在北洋大学就读过的著名实业家陈范有在南京郊外创建江南水泥厂。他担心工厂为敌所用，安排拆下关键部件，疏散员工，请外国朋友与日本人周旋，在厂区悬挂德国和丹麦国旗。南京大屠杀后，江南水泥厂在半年多的时间庇护了3万多名难民。此事近些年来才为人所知，他去世时连后辈都未告知。
在很多校友看来，天大是一所“名不副实”的大学。并非沽名钓誉，而是名气远低于实力。历史上，它多次更名，从头再来。
几年前，不只一家大学排行榜的制作机构找到天大，索取“排名赞助费”。虽为排名头疼，但天大拒绝了——这有悖“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天大人的价值观”，内燃机动力工程专家苏万华院士说，为此，天大人反对浮躁，鄙视虚伪，因为那与“实事求是”格格不入。
校长李家俊表示，自己听到的对天大人最经典的评语是，“天大人的优点是实事求是，缺点是太实事求是”。
天大标志性的主校门，从里侧外侧看来都完全一样，这叫“表里如一”。
在天大机械学院院长王树新眼中，天大像一台“精准的机器”，沿着理性的轨道开动了120年。
王树新团队研制的无人水下滑翔机，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创造了中国水下滑翔机无故障航程最远、时间最长、剖面运动最多、工作深度最大等纪录。对此，一家美国媒体评价：中国的反潜艇能力正在增强。
这支低调的团队还是从报上得知，自己的成果入选了“2014年度中国海洋十大科技进展”。
王树新说，这是坐了10年冷板凳的产物。他的学生王延辉2002年开始研究，在2011年获得“863计划”立项之前，未获其他资助，靠做别的项目“打零工”解决经费。2006年，他们首次申请“863”失败，但没有放弃。
王延辉仍是副教授——由于长期研制水下滑翔机，他的论文数量少于其他同事，在职称晋升中处于劣势。设计水深1500米，但他通常在2000米水深下打压。他对打压次数也极为较真，有时导师劝他少做一次实验，但他感到那“不踏实”。
水下滑翔机是王延辉取的名字，叫“海燕”，寓意它身轻如燕，寓意它饱经风雨。
王树新愿意用“海燕”诠释“实事求是”：参与者多年无名无利，对“实事求是”的追求支撑了他们。
他深信，天大这则校训，使老实人短期吃亏、长期受益。
在建筑师李兴钢心中，天大校训是世界上最朴实的校训，却非常“有力量”。2008年中国首次举办奥运会，校方骄傲地发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奥运项目总指挥崔恺、国家体育场“鸟巢”中方总设计师李兴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中方总设计师赵小钧、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中方总建筑师周恺等人，都出自天大建筑系。
这些建筑师统统被请回，为母校120岁生日前夕投入使用的新校区绘制了蓝图。
这是天大历史上的第五个校区。校内最佳位置，立着260吨重的校训石。石头正面纹理宛如大树，校方不忍破坏，将“实事求是”刻在了阴面，如此一来，北侧行政楼上的员工，每天都可看到，都能“三问”。
新校区启用当日，最隆重的一个仪式，是由4位不同时期的学子，将采自史上其他校区的泥土交至校长手中，再封入铜质的封土台内，埋在“实事求是”校训石前。李家俊解释，这表示文脉的延续。
踩着120年的土壤，守着120年的风气，学府巨擘继续抽根发芽。
土壤里藏着各种故事。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那位以严苛著称的化工教授张建侯，在否定科学真理的极左政治潮流中，曾被要求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为“唯心主义”。但他拒不趋附时势。
弟子们记得，骄傲的教授一度被发配扫地，剃“阴阳头”，接受批判。但对于科学，他坚持“保留意见”。
因为，那是天大的事。
本报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