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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青岛金口一路，站在街上，透过长长的巷子可以看到海。那是一片秋天的海，宁静，在阳光下鳞波闪闪。
赵宝山在街上站着，看到邻居缓步走来，左手拎着鼓胀的透明方便袋，里面是金黄的散啤；右手则是一个打了结的黑色方便袋，里面装满了打捞上来不久的海鲜，当地人喜欢称之为“海货”。这个时令大约是蛎虾、八带（章鱼）、蛤蜊之类。这些都是邻居买回家下酒的。
“哈（喝）杯？”
“哈杯。”
他们彼此微笑着打招呼，这是这座城市最熟悉的市井生活。
青岛市区有几个比较大的海鲜市场，比如南山、小港、榉林山、黄岛路。普通市民喜欢就近逛逛，拎一把蔬菜，买几样时令小海鲜，再加上一袋散啤，然后慢悠悠地回家，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这是青岛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假如有外地朋友或贵客上门，则需要斟酌一下，去哪里买点海捕（野生）的螃蟹、大虾，撑撑席面。毕竟野生海鲜的价格往往高出养殖的数倍，不是老百姓随便消费得起的。
56岁的赵宝山是海员的儿子，老父亲赵忠明已经91岁了。 “以前没得吃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去海滩挖海蛎子，捞海菜，挖不光也捞不完，下次涨潮又带来了。”回忆中，老人说起海鲜来，就像谈论粮食。老人有些羡慕老四方区和沧口一带，那里的虾爬子（虾蛄、皮皮虾）很多，捞一盆可以当干粮。
赵宝山从小便见惯了各种海鲜。不过当时量很少，都是野生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他都住在市场三路，旁边就是个大市场。在计划经济时代，里面卖鱼的区域经常是空着的，过年才能排队买到一点鱼。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有渔民带着打捞来的海鲜，零零星星地拿来卖，量依然很少。
上世纪70年代末，赵宝山开始了他在青岛友谊商店下属的友谊饭店的第一份工作。当时的月工资是21元，而六七只一斤的对虾是每斤2.7元到3元。80年代初，普通青岛市民餐桌上的海鲜种类并不多，“都是野生的，得碰”。赵宝山记得，当时接待外地来的朋友，桌子上也没有几盘菜，都是盛啤酒的大碗，一碗啤酒两毛钱。到90年代初，随着捕捞业以及养殖业的发展，市场上的海鲜种类丰富了起来。
就像把章鱼叫做“八带”一样，青岛人对海鲜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叫法。比如，青岛话里蛤蜊的发音就是ga la。牙鲆叫牙片，木叶鲽叫鼓眼，孔鳐叫老板鱼，黄鲫叫黄尖子，虎鱼叫逛鱼，许氏平叫黑头，黑鲷叫黑加吉，一种鳕鱼则叫大头腥……这些海鲜名字，有时候像一个个“密码”，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在青岛居住的年头多少，都能听出来。
对于鲅鱼，青岛人格外厚爱，每年春天鲅鱼上市时，市场上众人争抢，热闹得像过节。这里面有一个习俗，青岛有句老话“鲅鱼跳，丈人笑”，春天送几条鲜活的鲅鱼给岳父岳母，表达的是晚辈对长辈的感恩和孝顺。如今，这一习俗已被确定为青岛崂山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小马在台东一家啤酒屋已经工作快20年，尽管年龄已经不小了，但在熟客的嘴里，他一直都是“小马”。他习惯从顾客手中接过海鲜，然后分类、记账，打眼一看，用手一摸，就知道海鲜的成色如何。
青岛的啤酒屋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如今已有上千家分布。啤酒屋的门口摆着不锈钢啤酒桶，往往比较简陋，一大特点就是允许顾客带海鲜来，店家负责加工，只收少量加工费。这种形式很受欢迎，不少青岛人也喜欢在啤酒屋请客。有时桌上摆了满满的螃蟹、大虾、扇贝，最后结账时也仅要两三百元，既有面子，又实惠。赵宝山就常常带外地朋友去啤酒屋或小饭店。数年前，“鸟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德梅隆来青岛时，他就带着他们去了泰山路的小饭店，吃得很痛快、很惬意。
有些后来迁到青岛的居民，在这里渐渐养成了吃海鲜的习惯。外地游客可能连吃两天肠胃就消受不起，但住久了的人3天不吃，看到路边卖蛤蜊的，就会不自觉地去买上点。他们中有些人觉得，在这里，吃的海鲜一般都物美价廉的，没有谈起澳洲生蚝之类“高大上”海鲜时的陌生感和优越感。海鲜就像家常便饭，无需标榜格调，不用附加任何形容词，是青岛人身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不久前，“38元大虾”成了“热门话题”，在赵宝山眼里，这也不是件坏事，如果人人都这么维权，宰客的事自然会越来越少。
说话中，耳边传来轮船的汽笛声。在秋天的阳光里，这座城市依旧宁静。街头的人们心里想着，得赶紧去买几只螃蟹吃吃，晚了，就买不到肥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