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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为“奥兰治”的荷兰小村近日成为欧洲媒体关注的焦点。10月6日，奥兰治村村民自发封锁进村的道路，并与联邦警察对峙，一名愤怒的妇女甚至因纵身撞向荷兰司法部副部长乘坐的专车而受伤。
事件的起因，是荷兰政府准备在未征求当地村民意见的情况下“强行”将700多名叙利亚难民安置到村旁的废弃度假村内。去年，仅有140名村民的奥兰治村曾与荷兰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接纳不超过600名难民，但实际入住人数此前已经达到700人；如今政府还要再安置700多人，这惹恼了当地村民。
巧合是，“奥兰治”在荷兰语中意为“橙子”，而橙色正是荷兰的国色。从一定程度上说，“橙村”事件正是荷兰乃至整个欧洲难民危机窘境的缩影。
难民危机成为欧洲“新常态”
据联合国难民署10月初的最新报告，今年前9个月，从土耳其横渡地中海抵达希腊的难民人数已接近40万，几乎是去年全年的10倍。其中叙利亚难民占70%。自2011年至今，已有400多万叙利亚人被迫逃亡海外，其中近43万人辗转前往欧洲寻求避难。
尽管欧盟经过艰难的磋商和谈判最终就转移安置16万名难民达成一致，但对于源源不断的难民潮来说，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希腊和意大利作为中东北非难民登陆欧洲的起点，早已不堪重负。而难民在欧洲的主要目的地德国，也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捉襟见肘。据统计，今年前三个季度已有50万名外来移民在德国申请避难。而德国《图片报》日前披露称，根据德国当局的“内部预测”，今年第四季度，外来移民压力将继续加大，预计每天平均将有6000至1万人“非法入境”，总数可能超过90万人。报道称，按照这一预期，今年入境德国的难民人数将高达120万到150万，远远超过联邦政府此前预计的80万。
德国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国务部长迈克尔·罗斯日前在布鲁塞尔指出，欧洲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潮，难民危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欧洲的“新常态”。
欧盟“既不欧洲也不团结”
面对汹涌而至的难民潮，欧洲“挣扎”在普世价值和冷酷现实之间。一方面，欧洲站在“道义制高点”上骑虎难下；另一方面，不断积聚的恐慌与排外情绪相互交织。
今年9月，叙利亚3岁男童小阿兰梦断土耳其海滩的照片，震撼了世界，并推动了欧洲加快援助和接受难民的步伐。欧委会主席容克在本年度《盟情咨文》中表示，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之所以不顾千难万险冒死也要来到欧洲，因为这是一个和平、富足、充满希望的避风港，欧洲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容克也坦言：“欧盟的现状并不佳，既不够欧洲，也不够团结。”
尽管难民问题早已成为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当务之急，但欧盟内部在统一政策和行动方面仍然龃龉不断。直到今年5月底，欧盟委员会才在征询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了以转移安置4万难民为主的应对计划，但各成员国对此分歧巨大，并且相互指责。匈牙利等国因修建铁丝网和粗暴对待难民，遭到了西欧国家的强烈谴责；东欧和巴尔干国家批评欧盟和西欧大国“不作为”；英、法等国则反对欧盟硬性摊派难民。
与此同时，难民大潮经由“巴尔干之路”持续不断涌向西欧，坚持“门户开放”政策的德国也不得不紧急采取临时边境管控措施，并以此向其他成员国施压。一直拖到9月下旬，欧盟各方才原则同意转移安置难民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在落实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阻碍。欧委会内政总司国际协调员本内迪克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难民的接待、登记、甄别、转移、安置，以及后续的教育、培训、福利和融入社会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欧盟、各成员国与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展开密切协调与配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本内迪克强调，转移安置计划的成功与否，对欧盟进一步团结应对难民危机，乃至对欧洲一体化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诱发民众排外情绪明显抬头
随着难民危机继续蔓延，欧洲社会的排外情绪明显抬头。
在奥地利，在10月11日举行的维也纳市议会选举中，主张关闭边境以阻止难民涌入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获得了31%的选票，比上届选举时上升了5个百分点，险些将执政70年的社民党拉下马。
在法国，反对继续接收难民的右翼党派“国民阵线”主席勒庞，支持率节节攀升。民调显示，勒庞已成为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有力竞争者。法国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娜丁·莫拉诺近期在一档电视脱口秀节目中谈及难民问题时扬言道：“法国是白种人的国家，不希望法国变得穆斯林化。”尽管莫拉诺因此番言论立即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并且受到党内处罚，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很多法国人骨子里就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在荷兰，“橙村事件”持续发酵，数百名支持和反对接受难民的人士，11日在中部城市乌得勒支举行示威集会时发生激烈冲突，有10多人被维持秩序的警察逮捕。此前一天，一座收留150名难民的体育馆遭到不法分子的袭击，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在德国，舆论焦点已经从能否应对大量难民涌入的挑战，转向了更深层次的“身份认同”危机。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发出疑问:“谁是德国人？”上周，德国著名作家博托·施特劳斯在《明镜周刊》发表了题为“最后的德国人”的署名文章，重提“文明冲突论”。他表示，“我宁愿生活在一个行将老去的社会，也不想看到一个年轻但充斥着外来移民的社会。”博托的“极端”言论，无疑触动了德国社会的敏感神经，同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德国国内的极端右翼排外势力也日益活跃，德国今年已发生了200多起攻击难民营事件。
欧盟是受害者，也难辞其咎
除了忙于应对危机、争论如何对待难民，越来越多的欧洲有识之士，开始探究和反思这场危机的根源所在。
欧洲移民政策研究所主任伊丽莎白·科列特，日前在布鲁塞尔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导致大批叙利亚人背井离乡、逃往欧洲的首要原因，是他们在经历多年战乱与恐怖威胁之后，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命运深感绝望。科列特说，自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部冲突以来，国内局势持续动荡，政府军与反对派战事不断，“伊斯兰国”（ISIS）恐怖组织趁虚而入并大肆杀戮，令局面更加错综复杂。美欧国家虽然组建了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反恐联盟，但仅靠空袭不足以对其造成重创，其势力仍不断扩张，甚至频频在欧洲策动恐怖袭击。该组织还扬言要利用叙利亚难民潮给欧洲制造更大的麻烦。叙利亚陷入内乱长达5年之久，目前仍看不到和平的曙光。难民危机继续发酵，欧盟既是受害者，也难辞其咎。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霍瓦特日前撰文指出，此轮难民危机早在数年之前就已发端，之所以到现在才备受关注，是因为这场危机已经从欧洲的边缘地带蔓延至欧盟的核心地带。霍瓦特认为，此次难民危机的根源，应该追溯到叙利亚内战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紧接着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推波助澜，以“反对独裁”和推动“民主化”的名义插手中东和北非国家政局，甚至不惜采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权更迭。然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血腥的“颜色革命”并未换来梦寐以求的明媚春光，他们面对的是局势动荡、战乱不断的梦魇，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厄运。叙利亚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根据“维基解密”最新披露的档案，美国早在2006年就开始酝酿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并改变中东地区政局，先是推翻政权、扰乱局势，而后是摧毁经济、掠夺资源，接踵而至的，必然是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随着以叙利亚人为主的大批中东和非洲难民大举涌向欧洲大陆，曾经支持和参与“阿拉伯之春”的欧盟，不得不忙于应对难民危机和稳定中东局势。霍瓦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盟难道不是自食其果吗？”
本报布鲁塞尔10月13日电
本报驻欧盟记者 鞠辉
